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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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 ——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

王晓明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1): 5-17.

摘要（1346）

在中国大陆，作为一种成规模的学术和思想运动，文化研究是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才真正开展起来，到2004年，形成了一股“文化研究热”。这个“热”至今仍在延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学院体制运转的需要，二是社会现实的刺激。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更为重要，并且比较复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文化研究的研究、教学和与之配套的学院建制活动相继展开。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其后的4年间，上海各大学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吸收了来自文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传媒研究、电影研究等方面的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学者。其人员亦互有交叉。在这些研究活动进展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具体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困难。首先是文化研究与现有大学体制之间关系的问题。文化研究是反体制的，但是中国现有的体制又无法改变，所以在硬着头皮挤入现行大学体制的同时，尽可能开拓和保持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为此，将“当代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以及这个文化与那一段“社会主义”历史的相互生产的关系，确定为今日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用“双线”来勾勒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它既是“批判性分析”，也是“促进性介入”，借用一对1950年代的政治概念，既是“破”，也是“立”，二者互为条件，相伴共生。其次是文化研究在不排除关注城市文化的同时，如何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农村，从而解决文化研究教学与社会改良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保持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中土特质，关键一点自然是直面当代中国人的活生生的日常经验，并汲取中国革命的思想和实践历史的丰富资源。也就是直面日常的生活感受，承继“中国革命”的丰富记忆，追究现实内部的压迫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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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在”或“自为”：中产阶级与阶级意识

沈瑞英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1): 18-28.

摘要（1261）

摘要：与西方中产阶级理论研究中的“稳定器”、“平衡轮”、“缓冲器”等观点不同，对中产阶级的研究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对“自在”与“自为”阶级的理论分析来考量，从阶级意识与社会力量的相互联系来思辨，从阶级意识与阶级责任的辩证关系来诠解，只有将阶级意识提升到阶级的社会责任以及两者的结合，才能促使阶级在提炼内涵中塑造与升华，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履行其社会角色。自近代社会转型以来，中产阶级的分化、组合和发展变化，使其自身充满着矛盾性、异质性和复杂性，并非是一个自为的阶级。中产阶级不仅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选择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观念与导向，严重阻碍了其阶级意识形成，这使作为维护阶级利益所需的整体阶级行动缺乏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并且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等，使其没有团结一致采取整体阶级行动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而利益集团政治却是其现实走向。在市场经济多元化促发的利益主体多元化、政治诉求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中产阶级不仅在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意识与行为取向是一个复杂的变数，而且其对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此外，其在不同政治与文化背景的国家中，各自还有着不同的内涵与特征。因此，在中产阶级中不可能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也难以构成政治上成熟的阶级。倘若没有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与互构，没有其他阶级的合作共赢，其也难以构成现代社会秩序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功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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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论视阈中的良心机制

陈新汉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1): 29-44.

摘要（1051）

良心是康德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理应占有重要位置：其一，良心是“自己对自己作出裁决的判断力”；其二，良心以善良意志为根据；其三，良心通过义务意识而对道德法则产生敬重感情。黑格尔从良心“是在自身中反思着的普遍性”；良心是主体“内部绝对的自我确信”；良心是“唯一对我有约束力的东西”等三个方面论述良心。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良心就是社会规范作用于人而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个体良心是社会基本规范的内化，也就是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内化。因此，良心是以个体形态存在着的社会基本规范或社会基本价值观念，也是社会“良心”的个体化形态。作为良心形态的社会规范不是具体规范而是基本规范，体现着社会理性，表现为精神上的信仰。孟子提出良心的四个层次，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而 “是非之心”则包含承认事实之心和追求公正之心两个层次。良心以情感的方式发生作用。良心的不安就是良心的不安宁，良心以安宁为愉悦，以不安宁为痛苦；良心在个体自我评价活动中常常以不安或谴责的形式发生作用，从而使个体沉浸在某种痛苦的情感之中。发生在个体自身内的良心不安或谴责在实质上体现着社会主体对个体所作所为的不安或谴责。个体用良心作为标准所进行的评价活动是双重的，既是个体的自我评价活动，又是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是以个体的自我评价活动为独特形式的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转化为个体自我评价活动，个体以独特的自我评价活动形式来体现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这就是良心不安或谴责的评价论机制。忏悔是自我评价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良心不安或谴责往往通过忏悔体现出来。历史上的许多名人都具有很深刻的忏悔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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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琼瑶电影的中国性与台湾图像

陈犀禾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1): 45-54.

摘要（1734）

琼瑶电影对台湾电影史的影响一直未被评论界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华语电影研究中，研究者对台湾电影史的关注点往往也是从早期的台语片、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直接跳到台湾新电影，忽略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创造票房奇迹的琼瑶文艺片。事实上，琼瑶电影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有助于台湾电影开辟富有特色的文艺片类型，并继承了自中国电影诞生以来不断发展的通俗文化色彩浓重的商业电影传统；同时，琼瑶电影还运用通俗情节剧的模式演绎了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并在社会中产生教化、抚慰的作用。追溯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将通俗剧模式与中国的道德伦理、政治问题、文化反思等联系在一起，一直是中国电影历来的传统。琼瑶电影对通俗情节剧模式的运用，不仅表明了它与中国电影传统的深厚渊源，也表明了它与中国文化传统血浓于水的关系。另外，琼瑶电影在表现爱情王国的浪漫时，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台湾图像。琼瑶电影在台湾影史上共掀起了两次为时较长的观影热潮，在这先后两个时期里，影片的故事背景、人物关系、情节设置等方面也相应地有着一定的变化，这也反映出了台湾社会的时代变迁和台湾民众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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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电影巨片生产的历史足迹

倪震，万传法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1): 55-65.

摘要（1274）

“巨片”、“大片”的出现及其概念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好莱坞20世纪70年代中期甚至之前更早的历史。《宾虚传》、《音乐之声》、《埃及艳后》等影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出现，是好莱坞针对派拉蒙案判决之后电影环境的变化以及为实现与全民普及了的电视进行竞争的策略性产物，并由此奠定了宽银幕、立体声、高投资、大场面和超级明星演绎的超级奇观的大片模式。至70年代中期，伴随着市场营销以及数字化技术在电影产业中的愈益重要，一种被贾斯汀·怀亚特称之为“高概念”的电影出现了。从此，一种“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大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被明确确定下来，并在《大白鲨》、《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等一系列“高概念”影片中被发扬光大。在中国，电影巨片的生产也是中国电影工业系统中的核心与关键。在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全方位发展阶段、新世纪国际化运作阶段和主流文化新发展阶段四个时期之后，中国电影巨片的生产创作已日渐壮大并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但与好莱坞“高概念”大片相比，大营销的不足与高科技的缺失是制约中国巨片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中国电影巨片的未来，必须重视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多元化、多类型建设以及数字化高科技的应用开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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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流大片的话语建构与中国电影的生态命题

李道新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1): 66-79.

摘要（1166）

从文化生态学或生态批评的视角观照当下中国的主流大片，无疑可以获得一种更为普泛的价值取向和较有成效的言说方式。也正是基于电影生态学与生态批评的理论前提，可以提出主流与非主流、大片与中小影片以及主流大片的生产与消费等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有望在积极适应、协调互动和力图创新的层面上为主流大片寻求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向前迈进的依据。总的来看，一个公正、平衡的中国电影生态，需要在主流电影与非主流电影的积极适应和相互转换中逐步构建。漠视或者清除了非主流电影，主流电影也会失去健康的肌体与创新的活力。而在多元的全球化背景下，在独特的中国电影语境里，国产大片蕴涵着许多复杂的动因、具体的过程和丰富的细节，简单的是非论证和抽象的价值评判都是不太可取的；对国产大片的生存境遇和生态状况进行较具针对性的分析和探讨，正是大片话语不可推卸的职责和使命。与此相应，主流大片话语不仅跟中国整体的电影文化环境联系在一起，而且需要政界、业界、学界与媒体、观众的共同对话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中国主流大片的生产与消费，使中国电影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生态平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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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产大片”的叙事与意识形态

陈晓云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1): 80-87.

摘要（1516）

电影作为特殊的文化艺术产品，其意识形态特性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传达意识形态。当“国产大片”试图以炫目的视觉奇观、超强的明星阵容来刺激观众的视听感官并进而达成意识形态企图的时候，我们可能恰恰忽略了一个问题：影像叙事是传达意识形态最为有效的手段。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更多是借助有效的叙事来完成的。从创作层面来说，忽略对于影片叙事表达的重视，则有可能使电影直接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沦为抽象乏力的说教。从《英雄》到《无极》，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国产大片”在全知叙事/权威叙事的叙事形式背后，其文化内涵即文本意义上则呈现为“帝王”叙事或者“神性”叙事。《集结号》不但意味着“国产大片”的题材/类型转型，即由古装武侠向现代战争的转型，在叙事的意义上，也体现了导演打破权威叙事的尝试，而代之以平民视角来关注与表达战争中人物个体的命运，并由此拓展了为常规话语所界定的中国战争片模式。在中国电影中，电影叙事常常不是单纯的与影片文本有关的叙事，而是社会文化泛文本在影片文本中的一种投射。以《集结号》为标志的“国产大片”在电影叙事方面的努力，在改变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的悖谬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诉求、大众文化心理需求和创作者的影像/叙事表达之间建构起良性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国产大片”真正走出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悖谬关系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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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当代理解——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论争的论争

宋伟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1): 88-106.

摘要（1507）

关于“实践存在论”或“实践生存论”的论争，实质上关涉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美学、文学理论研究应该建基于何种马克思哲学基础之上等基本理论问题。在当代语境中，“实践存在论”或“实践生存论”美学致力于在当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型的整体背景下打通“实践论转向”与“生存论转向”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董学文在“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辩中表述的基本立场与观点存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与缺陷，明确这一点，有助于祛除长期以来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遮蔽下的对马克思哲学及其美学的误读曲解，从而在当代语境下重新阐释和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美学观点。在否驳“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论辩中，董学文提出所谓的“彻底的一元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或原理，不过是苏联模式的官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直接复述或再度重申。从本体论层面看，这种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或物质统一性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传统的物质实体本体论；从认识论层面看，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能动反映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主客二分的符合认识论；从价值论层面看，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真理的客观反映或认识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客观中立的科学实证论。而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提出正是在此语境之下，显示出特有的理论意义与语境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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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劳动创造了美”，是否马克思的美学主张？

陈辽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1): 107-114.

摘要（1243）

与黑格尔把异化看作是绝对观念的异化、费尔巴哈把异化看作是抽象的人的本质的异化不同，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在人类社会中，各种异化，包括人的异化，人性的异化，根源于劳动的异化，经济的异化等各个方面，并进一步研究了这种人的异化在不同阶级那里的不同情况，表现出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创造了美”这一命题，但未作论证。因此，这一美学命题只有放在马克思美学观的整体里加以考察，才能充分理解它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针对当时关于美是什么的讨论，马克思认为美既客观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但又不能离开人的感觉而孤立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就是人不只具有一般的能动性，而是按照美的规律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遗产，需要我们持久地、认真地、深入地加以开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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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论《东瀛诗选》对江户汉诗的鉴选保存之功

陈福康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1): 115-122.

摘要（1310）

摘要：清光绪年间中国著名学者俞樾编选的《东瀛诗选》，是放出中国人眼光鉴选的一部大型的日本汉诗总集。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在中国编选的日本汉诗选集，也不仅在于它实际是日本历史上最早正式出版的最大规模的汉诗总集，甚至也不仅在于俞樾所写的许多精当的评语，而更在于《东瀛诗选》因俞樾之慧眼而鉴选了不少在当时、甚至到现在仍未被日本学界重视的优秀诗人诗作，尤其是它保存了不少现在已被日本人完全忘却的江户时期的优秀诗人诗作。由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本国汉文学的轻视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俞樾当年读到的汉诗文集如今很多已经难觅踪影，因此，《东瀛诗选》还起到了保存日本汉文学文献的作用。如今不要说我们中国的研究者，即使日本学者也不得不把它作为日本汉文学史研究必备的典籍。《东瀛诗选》的这一功绩和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显。尽管此书的选政有着种种不足之处，但所谓“不当选而入选”的缺点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甚至就不能称之为缺点，反而可以说这正是此书的一个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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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当前我国犯罪学本体发展的反思与抉择

岳平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1): 123-134.

摘要（1325）

我国犯罪学在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以及应用价值等学科基础性建设上存在的结构性缺位，是犯罪学学科本体建设上的先天不足，并已成为犯罪学发展中的隐患。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犯罪学的研究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尤其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犯罪治理的紧迫需要，也使犯罪学界有了紧迫的危机感。所以，近年来犯罪学界为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是对我国犯罪学学科现状的审视、反思，也是犯罪学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进行本体性建设的考量，这种反思和考量是学科发展必然经历的阶段。在当前，犯罪学应克服本体研究的松散状态，建构清晰的本体建设发展目标。梳理学科本体研究，分析我国犯罪学学科本体存在的问题现状，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从学科的层面认识和把握对犯罪学发展的路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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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传统学术在近代的嬗变、赓续与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海静,卢朝允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1): 135-144.

摘要（1193）

为推动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深入研究，上海大学历史系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传统学术转型的原因、路径与方法，经学的近代转型，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古史辨”与近代史学，国学与中西学术，近代著名史家的学术与思想以及清代学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会议的举行，对于在海内外传统学术研究中打通古代与近现代之间的壁垒、促进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的学者直接对话并推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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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超越传统建构诚信的传媒体系

戴元光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2): 5-19.

摘要（1293）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大众传媒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大众传媒面临严峻考验。但是，中国传媒影响国际舆论的能力非常有限，主要原因有四：一是缺乏对西方传媒制度与政策及西方受众心理的了解、研究；二是传媒议题生产能力弱，传媒内容生产落后；三是传媒文化产业机制落后，结构不合理；四是缺乏传媒内容的品牌意识和竞争意识。学界公认中国对外传播中迫切需要改进的问题是：首先，在重大突发事件及政治性很强的新闻报道错失良机并且不善于生产议题去引导境外舆论；其次，以“弘扬主旋律”、“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宣传方针容易给国外媒体留下负面传播的机会；最后，无法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以开放的姿态开拓创新传媒内容、形式等。具体而言，中国大众传媒主要存在七个方面的问题：以宣传代替新闻传播，公信力低；政策及媒介经营理念滞后；媒介结构单一，制度供应不足；资源整合能力低，融资途径不足；面临国际国内多重冲击与压力；非理性的娱乐化倾向在膨胀；传媒的贵族化精英化趋势。为此，学界应该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西方传媒发展的制度转型研究；中国对外传播的内容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提高新闻公信力与传媒国际化水平研究。从而为中国传媒研究从全球化视野、多样化结构、大工业传媒产业等方面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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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论安乐死的非犯罪性

李惠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2): 20-31.

摘要（1574）

　　摘要：安乐死与故意杀人在形式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安乐死行为不应具有犯罪性。大陆法系犯罪构成论中的阻却违法事由和阻却责任事由（期待可能性）说对我国的安乐死立法有借鉴意义。不论是根据优越的法益说、目的说，还是根据社会的相当性行为说来讨论，安乐死都存在着阻却违法事由。对安乐死行为人进行期待可能性分析，不能期待患者作出规范的自然死亡的选择，也无法合理地期待医生面对患者经受病痛折磨而无动于衷。实施安乐死实乃无奈之举，缺乏期待可能性，此为阻却责任事由。安乐死的行为具有非犯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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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罪刑法定主义派生原则的功能廓清

聂昭伟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2): 32-41.

摘要（1167）

　　摘要：时至今日，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从绝对转向相对、从理论原则转向司法原则。这一转变体现了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进一步增加了该原则的出罪功能。与之相适应，罪刑法定派生原则的功能也应随之转变。首先，不应一概排斥习惯法；鉴于习惯法出罪去刑功能上的特性，还应当将习惯法纳入刑法渊源之列。其次，类推解释也不应一概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应当允许；同样，在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上也应作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之分，并区别对待。最后，在刑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上，不应一律赋予其溯及力，并且应当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刑法解释溯及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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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建立健全我国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若干问题

倪才龙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2): 42-52.

摘要（1774）

　　摘要：建立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税法与社会保障法上。建立我国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可以更加清晰地明确财产权，加强公民私权意识尤其是财产权意识，树立与市场经济相符合、与和谐社会相吻合的法律理念。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不仅会成为每位公民、每个家庭缴纳个人所得税、遗产与赠与税等财产税的基础，也会成为个人和家庭享受社会福利和保障的依据。因此，建立健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具有重大意义。建立健全我国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是一项分层次、庞大的系统工程。近期应尽快制定并实施《公务员家庭财产申报法》，时机成熟后再制定我国的《税收基本法》，规范除公务员以外的其他公民家庭财产申报的行为。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允许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根据本辖区公民的具体情况，分别实施管理。全国范围的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基本建立后，应及时制定与实施我国的《遗产与赠与税法》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法》，修订《个人所得税法》等。这也许是我国建立健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路径。

参考文献：
［1］叶晓辉. 初探我国财产申报制度与预防职务犯罪［J］. 西部法学评论,2008,(1):1215.
［2］孙洁. 家庭财产调查在英国社会救助制度中的功能及其启示［J］. 学习与实践,2008,(1):2729.
［3］姚胜. 中国税法改革研究,载刘剑文.财税法论丛(第三卷) ［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25327.
［4］王晓静,姚威. 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思考与建议［J］. 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2):1415.
［5］成移平. 确立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J］. 价格月刊,1999,(5):2324.
［6］倪才龙，焦音凯. 建立我国社会保障税的法律思考［J］. 上海大学学报，2009，（2）：132144.
［7］王明高. 中国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355358.
［8］周攀,王蓉. 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完善［J］.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5):2123.
［9］倪才龙,陈艳. 中国纳税人意识的现状及提高对策［J］. 社科纵横,2008,(8):1518.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for establishing a reporting system for family property are not only embodied in constitutional, administrative, criminal and civil laws, but also embodied in tax and social security laws. By doing so, we can, in a more clear way, define the property right, strengthen the civic consciousness of private rights, especially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perty right, and set up the legal concept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arket economy and with the harmonious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each citizen and each family, not only in paying property taxes such as personal income, estate and bestowal, but also in access to social welfare and security. Therefore, it is also vital for promoting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and for protecting basic human rights of citizens.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China' s reporting system for family property is a large, hierarchical engineering. In a recent time, the "Family Assets Reporting Act for Civil Servants"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And once the time is ripe, the "Basic Law for Tax" should be developed so as to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 citizens other than civil servants in reporting family property.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it is permitted that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enact local laws or government regulations so that they can implement management respectively according different specific situations. After setting up basically a nationwide reporting system for family property, we should, in time, develop and implement the "Heritage and Gift Tax"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Law", and amend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Law". All this may be the basic path of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China' s reporting system for family property declar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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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用新的理念推进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

许明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5): 5-15.

摘要（1191）

要：中国的文化创造在民族振兴、国家尊严、历史传承、人性光辉的维度上被重新思考。当前我国文化发展还存在着如下问题：对文化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不足；主流文化发展理念不够明晰；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缺乏有效措施支持民间文化发展。当今世界，部分发达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如高度重视文化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塑造全民认同的核心价值，形成文化发展的主导理念；用多方位的艺术手段强化主流价值，以影响不同国度和文化背景的受众；等等。基于此，给我国文化发展带来了很严峻的挑战：文化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民众更高的文化需求与文化发展多样性、丰富性不够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与消费主义矛盾；形成高端文化市场的历史要求与政策不配套之间的矛盾，文化发展的国际化趋势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弘扬之间的矛盾，文化发展的开放性要求与国家文化安全之间的关系，等等。为此需要我们从调整认识，指导思想、政策研究、文化理念等方面加以改进，并以此为前提，重新认定文化的地位、作用：文化与其他在国家发展中同等重要；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保障；是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纽带；是增强国力提升竞争力的引擎；是与国际交往和人类共同价值行动的价值源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调适剂”。从而进一步确定文化发展的目标：确定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本体地位；打造主旋律文化发展更大平台；保护开发非盈利的民族文化遗产；提升传统文化教育的位置；制定政策为民间文化活动与文化事业创造条件；规划提升发展文化产业的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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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风险社会：我们准备好了吗？ ——对于转型期国民社会教育紧迫性的思考与应对　

邓伟志孙抱弘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5): 16-26.

摘要（1177）

摘要：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国民社会教育的意义与作用日益凸显。然而，在当代中国，本应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并驾齐驱的社会教育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所适从乃至明显失重。从多维的视角，在源头上探寻社会教育失重的成因及其后果，探讨可能的弥补对策与路径，从而提升国民应对风险的素质，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以确保正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社会“一路走好”。在具体的国民社会（伦理）教育的实践中，首先要注重务实性的起步，这就是：面对社会冲突可能引发的风险，应加强社会共生的教育；面对高科技带来的风险，应进行人文关怀的教育；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风险，应加强现代环保意识的教育。在这些教育中，特别应重视对正面教育有严重阻碍作用的陋习潜规加以清理切割。其次，在实施社会（伦理）教育的过程中，在内容上要注重渐进性、持续性，在形式上要注重多样化、日常化；在目标的实现中也要凸显兼容性，让有助于人类共生共荣的各种理念与行为产生“迭加”效应。再次，鉴于社会分工、分层的客观事实，对于社会精英的教育要求应高于社会大众，社会精英要真正成为社会之“师”。社会教育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与新世纪以来的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与城市现代社区建设相伴而行，从而实现刚柔相济——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配套。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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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国失地农民问题十年研究回顾　　

章友德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5): 27-36.

摘要（1168）

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由来已久，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曾发生过两次“圈地热”，失地农民问题那时就已经存在，但在政府计划安置下，征地单位按指标录用失地农民，失地农民就业同货币、住房、划地一样，成为失地补偿的形式。因此，失地农民的许多问题被掩盖，矛盾并未激化。至2000年以后第三次轰轰烈烈的“圈地浪潮”到来之时，城镇、工业区、开发区等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膨胀，越来越多的农村集体土地以种种合法的或非法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形式变为城镇建设用地，失地农民数量剧增。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征地安置补偿费代替了招工指标，土地被征用后，劳动力不再由政府给予他们就业安置，而是按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自寻出路。由城市化而引发的失地农民、农民工问题浮出水面，学者们已经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农民上来，对失地农民的生活、农村土地制度、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国内学术界近期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归纳为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原因、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问题、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四个方面加以归纳和评述。总体而言，国内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研究视野较窄、缺少比较和系统的研究、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比较研究和举措的引进还较少。因此，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应坚持以人为本、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加以进行，才能有所创新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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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试论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及其解体

朱新山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5): 36-42.

摘要（1285）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之所以能长久维持，在于国家、绅士和小农三方的互动呈均衡稳定状态。近代以来，在外来现代化因素的冲击下，国家政权不断向乡村下渗，小农贫困化普遍发展，尤其是作为中介和上下缓冲的绅士阶层发生剧烈分化与蜕变。传统乡村绅士的分化表现在：除了部分继续钻营仕途外，向工、商、军、学甚至下层社会分流。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原有上升渠道遭遇制度性解体，造成乡村绅士向城市大规模的单向迁移。绅士阶层的外流与分化引起了乡村政权的蜕化，国家、绅士和小农均衡互动的结构格局难以维持下去。国家政权不断扩张和向乡村的持续下渗，使传统国家的间接治理机制渐次失效。伴随家庭手工业的破产，小农不断发生分化和贫困化，也对传统乡村的宗族组织机制和村落聚合力造成巨大冲击。小农的日趋贫困化，正形成解放前乡土中国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预示着乡村社会结构的改造和彻底重组。现代化过程还加剧了城乡文化疏离，使乡村社区丧失凝聚力，乡村固有的社会结构失衡，陷入总体性危机中，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的根基，绅士问题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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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电影《决裂》 ——文革后期被勾兑的“政治贺岁片”

潘天强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5): 43-53.

摘要（2839）

建国60周年来，中国电影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中国电影史60年的历史画卷里浓缩了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和斗争史。在众多引发争议的影片中，作为1976年的“政治贺岁片”（元月一日在全国上映），电影《决裂》是一部特别值得分析和回味的影片。美国具有冷战思维的电影史家汤普森和波德维尔在《世界电影史》中用了近一页的篇幅来讲叙这部电影，把《决裂》定位成“一部关于一所所谓农业大学的极具戏剧性的影片，极好地图解了毛泽东的思想”。［1］更奇怪的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最近不时地有人拿这部影片中的教育思想和政治理念来诟病当前几乎要走入死胡同的教育乱象。在人们提出现代化大学要追求“大楼、大师、大气”之时，有人用影片中的台词“看一个学校的好坏，不能只看有没有高楼大厦，也不能看有没有专家教授，要看这个学校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来寻求一种对旧有理想主义的追思。看好这部影片的人还不在少数。因为在《决裂》中不断被否定和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教育的一系列恶果，如工农子弟上不起大学、学非所用以及学生的价值观坍塌等似乎在当前都成了活生生的实例。因此，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在共大的劳动生活，又亲眼目睹了3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电影发展的过来人，笔者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尤为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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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动画电影：叙事与意识形态

陈晓云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5): 54-60.

摘要（1456）

无论是动画电影，还是通常意义上说的故事电影或纪录电影，叙事都成为其基本的核心范畴之一。叙事艺术与叙事技巧的发展，往往从一个重要方面折射出电影发展的历程。对于中国电影界来说，叙事问题以及电影作为文化软实力的体现而呈现的意识形态问题，值得从创作与研究两个层面来共同研讨。就动画电影而言，艺术创作的本质问题就是想像力，以及将这种想像力通过影像方式呈现出来的叙事能力，还有不可或缺的童心和童趣。动画电影的想像力更接近于儿童的非逻辑、非常规、非线性思维，或者也可以说是反成人常态逻辑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动画电影的外在形态与叙事特征。动画电影在意识形态诉求上显然更着意于人类共性的文化内涵，因为作为动画电影主体观众的孩子，与成人世界相比，其意识形态呈现出更少的差异性和更多的普泛性特点。动画电影比起常规的以成年人为基本受众对象的故事电影，更需要“寓教于乐”，更需要通过影像和叙事形象来有效地完成意识形态的传达，而不是借助简单的说教。确立一个可以被认同的价值观也许没有那么困难，但要提升和强化价值观传播的有效性，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过于强烈的教化欲望，直奔主题的叙事方式，其最终结果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这恰恰是困扰着国产动画电影，也是困扰着整个中国电影界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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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海外中国电影研究的东方主义话语方式 ——以海外谢晋电影研究的文献学分析为例

杨俊蕾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5): 61-69.

摘要（1401）

长期以来，海外学者围绕中国电影的研究存在着东方主义惯性思维。理解这个问题的前奏可以联系到海外电影关于中国（华人）形象塑造的认知理解偏差。作为例证，海外学者针对谢晋电影研究的部分文章著述在文献学使用方面，常常出现片段化引注、遮蔽式文献转引与互文本选择的单向度等问题，其共性根源可以借助萨义德针对东方学的分析和批判理论加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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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海派文化与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开端形态

刘士林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5): 70-82.

摘要（1251）

现代化进程是全球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战略调整过程，对于上海而言，在初步具备了参与城市竞争的资格与身份之后，上海开埠又为自身迅速获得以西方文明为主体的现代国际资源打开了通道。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当代国际化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大都市，是因为在上海发展的每一关键时刻，都能吸收到当时对世界和中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念、智慧与精神。上海在每一重要阶段都与不同形态的轴心期智慧直接相关。始于上海开埠至1930年代确立的上海文化中心，对深入了解中国文明如何融入全球化的新轴心时代，是一个最值得关注与研究的精神文化形态。在中西、古今的矛盾与冲突中，上海成功地完成了新的精神觉醒并创造出独特的新文化形态，在充满血与火、生与死的现代深渊中探索出一条生命之路，为中国开始纳入新轴心时代的世界新文明体系充当了先锋。上海在新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与新文化形态则直接开启了中国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审美趣味。海派文化精神与海派生活方式，在促进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日常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转型上，是现代中国任何一个区域文化都无法相比的。
关键词：海派文化；新轴心时代；开端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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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何为文化研究

张喜华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5): 83-91.

摘要（1174）

当今欧美学者的文化研究已经超越了经院哲学式的研究方法。他们不再把文化研究仅仅看作是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形式，更脱离了无休止的概念界定的窠臼。本·阿格更是提出了去经典、去学科，反对把文化研究变成一种空洞的方法论，提出没有单一的文化研究形式，提出学院化的研究方式使文化研究致命地偏离了政治参与，这些欧美新左派的文化理论观点对我们准确把握什么是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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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汉字字形叙事之管窥

王继洪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5): 92-108.

摘要（1123）

董乃斌先生《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刊上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一文中提及“古老的中国文字，就是为记事——叙事而产生，而进化，而成熟的”观点，并有所示例。班固汉字“六书说”中有“象事”、“象意”两项，董说也许可与之印合。董说似还可以拓展许慎“六书说”中有关“会意”等构字法的诠释思路，为汉字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故在借鉴总结前人说法的基础上，试对汉字与生俱来的象形表义、音义结合、立体叙事的特点进行粗浅解析，以回应补充董先生的观点，并说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之源远流长和植根之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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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福克纳短篇小说在中国

朱振武杨瑞红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5): 109-123.

摘要（1196）

福克纳创作的129篇短篇小说中，有中文译本的40篇，大多数短篇小说还没有译介到中国，更没有得到深入研究，但其中备受关注的篇目在我国还是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与国际福学界的研究和国内对福克纳长篇作品的研究相比，我国福克纳短篇小说研究不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还需要加强对福克纳短篇小说及其国际研究成果的译介，同时不断拓宽研究的视野，探索新的研究视角，提高自主意识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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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男性规范、酷儿身份和同性恋欲望 ——英国哥特式小说的男性叙事策略

黄禄善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5): 123-136.

摘要（2605）

依据德国文化历史学家乔治·莫斯提出的“男性规范”理论，并以英国哥特式小说的三部“男性哥特”的代表作——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城堡》、威廉·贝克福德的《瓦塞克》和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为研究案例，分析了英国哥特式小说的男性叙事策略。确凿的事实表明，霍勒斯·沃波尔、威廉·贝克福德、马修·刘易斯是“酷儿”，其男性身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分别体现了“同性恋”或“双性恋”的倾向。而在18世纪，英国是一个“异性恋”主导的国家。人们对于“同性恋”产生的憎恨或恐惧，导致上述三位作家成为“身份隐蔽者”，并在心理上产生不同程度的压抑。他们的哥特式小说正是这种不同程度压抑的自然或不自然的反映。英国哥特式小说的男性叙事策略实际上是“同性恋”意识的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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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庄子“三言”与巴赫金 “超语言学”之比较

马军英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5): 137-144.

摘要（1219）

《庄子》中“寓言”、“重言”和“卮言”有极重要的理论价值，其本质含义分别是：一、“寓言”是虚构的托之他人之口的话语，外在地表现为主客之间的对话；二、“重言”既能够表现说话者本人观点的他人话语，又是权威性的他人话语；三、“卮言”是直接描述、陈述事物的出于己口的话语。“三言”是庄子从交流对话的维度对话语进行的分类，这和巴赫金从超语言学维度中对话语的分类相通。庄子“三言”所表现出来的语言观念和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这表明，庄子的语言观念既超前又朴素，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应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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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十二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与重点

迟福林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6): 1-.

摘要（1333）

今后五年，我国将处于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关键阶段。这一次转型与改革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点，不仅要从外部以及外部市场的变化看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性，更要从国内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了解和把握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与基本趋势。当前，我国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集中表现为从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它体现为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的脉络，其基础在于我国开始进入发展型新阶段，本质在于人对自身发展的基本需求。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发展方式的相应转变。从总体趋势看，“十二五”是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历史起点，是改革发展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关键五年，迫切需要实现“四大转变”：即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从公共产品短缺转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中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实现这些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转型，要求政府果断地放弃GDP增长主义，实现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转变，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由“做大蛋糕”向“分好蛋糕”的转变，国有资本由“盈利性”向“公益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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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与世界一流大学

陈其荣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6): 17-38.

摘要（2330）

拥有众多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象征。通过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学历的追溯，凸显了这些科学精英获奖前所受的高等教育，包括攻读与取得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位，高度集中于世界一流大学；考察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从事其获奖研究工作的地点，表明他们也都高度集中于世界一流大学；分析世界一流大学所具有的通识教育、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一体化、拥有世界一流学术水平的优势学科和雄厚的师资队伍等基本特征，揭示了世界一流大学造就和培养创新人才的独特模式与机制，描述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在世界一流大学中是如何一步步被酝酿、塑造出来的；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就当代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缘由、面临的主要问题、存在的差距和实现的基本途径等，进行了较为充分地讨论。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中国的名牌大学或重点大学所存在的差距并不仅仅体现在一些国际通行的可比性指标上，如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数、年均发表的论文数、论文被引用数、科研经费数、师生比例等，还表现在教师中享誉国际的一流学者和学术大师稀缺、特色和优势学科不鲜明、鲜有高水平的原创性成果以及培养的学生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等方面，更突出地反映在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机制和管理模式上，如办学理念的缺失或失守、角色定位的单一化（一味搞“大而全”的综合性大学，导致同质化现象，使学校失去各自的特色）、管理模式的行政化及办学自主权的缺乏等。通过改革创新，在办学理念、办学机制、管理体制诸方面突破原有的范式，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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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于马克思美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当代理解——兼与宋伟先生商榷

周忠厚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6): 39-48.

摘要（1455）

宋伟在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当代理解——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论争的论争》文章中为了反驳董学文先生的论点，把“彻底的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打成“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此论有很多理论上的漏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等，实践有唯心和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分。而存在主义的提出者之一的海德格尔，其政治身份乃是纳粹党高层，他希望在哲学上领导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并鼓吹用战争战胜“英美民主”和“俄罗斯共产主义”。他主张用形而上学支持争夺世界统治；他宣扬纳粹的意识形态，宣扬国家社会主义。宋伟先生主张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进行后形而上学的对话和境域融合。从理论上讲，海格尔没有资格也不配和马克思进行对话和融合。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们不会容忍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形而上学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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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前现代”寓言、类型拼贴与泛亚语境建构——当代韩国宗教题材电影的主题学分析

聂伟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6): 49-58.

摘要（1129）

宗教电影是韩国当代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们同步参与了韩国当代社会文化与民族集体心理的现代性转型，也形成迥异于西方经典宗教电影的表现主题与泛亚美学特征。根据主题表现度对当代韩国宗教题材电影进行分类，可以概括其三种美学特征：高纯度宗教电影的寓言化特征；宗教题材的通俗化处理；现实语境中围绕宗教信仰的国民性反思。作为泛亚地区面对当代西方文化的一个缩影，韩国宗教题材电影不断强化自身的民族主体性与情感价值，其多元发展的美学形态也提供了比较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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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高科技对电影美学的影响与冲击

杨新宇高太梅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6): 59-68.

摘要（1465）

电影的发展一直是与科技的进步紧密联系的，电影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技术上的进步必然对作为艺术的电影产生巨大的影响。电影史上的每一次重大飞跃都与科技进步相伴相生。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科技对电影的影响更加明显，对传统的电影美学也带来了一定冲击。数字成像技术使得电影假定性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进一步突破了电影所受到的物质现实的制约。2009年被称为“3D元年”，但目前的3D电影无论在影像、表演还是叙事层面都带来了美学上的退步。影像数字化越来越使电影成为一种语言。高科技不仅对大屏幕产生影响，小屏幕也受到其影响，手机电影的出现，使电影体裁得到了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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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当前西方基督教网络传播态势及其研究视野

许正林贾兵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6): 69-84.

摘要（1127）

宗教使用网络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宗教在线研究最早应该在1995年，其中主要是对基督教网络传播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有抽样与统计、内容分析、量化对比、田野调查和采访等。关注的前沿问题主要包括基督教网络传播的工具空间、基督教网络组织形态、基督教网络移民、基督教抵制网络传播、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权威、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虔诚、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修辞、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身份、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价值等九个方面。这些研究通过对照线上宗教和线下宗教，认为权力、权威和控制问题已经影响到宗教团体的核心利益与价值，在线活动在信仰和实践方面正在挑战传统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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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徐火勃的《红云社约》与红云诗社 ——晚明文人雅集之一例

陈庆元于莉莉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6): 85-92.

摘要（1348）

万历三十六年（1608）夏，闽中荔枝大熟，绛囊挂树，夕阳照射，满天红云，谢肇淛与徐火勃结餐荔会，组织红云诗社，徐火勃作《红云社约》。社友频繁聚会城中名胜，遍尝佳品，作品甚多。荔枝，具有很高的美学观赏价值，唐宋以来文人津津乐道，蔡襄为作《荔枝谱》，到明代已形成荔枝文化。《红云社约》是一篇有特色的小品。红云社是一个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很能体现文人雅兴的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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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图像性的减弱：汉代咏史诗的一种解读

刘奕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6): 93-103.

摘要（1131）

咏史诗从班固到建安诗人，表现出一种图像性减弱和个体情志增强的趋势。班固的咏史诗的特性从正面看是具有较强的图像性。从历史记载来看，缇萦故事很可能是班固经常见到的画像故事，他的诗歌当与之有较强对应关系。到了阮瑀与王粲的咏史诗中，情节的概述似乎不那么被看重，图像性减弱的同时，诗人的情志被凸显。这种倾向在曹植《三良》诗中有最充分的表现，显示出建安时期，咏史诗向抒情诗靠拢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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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布迪厄符号权力理论评介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6): 104-117.

摘要（1556）

人类对于语言（符号）与权力的关系已做过长期深入的思考。因为，蕴含于语言符号之中的权力问题，已构成当下诸多与语言有关的学科（比如翻译研究、社会语言学以及文化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在诸多研究者中，福柯、布迪厄显然是研究语言与权力之间关系的代表性人物。约翰·汤姆森主持编译的《语言与符号权力》又无疑体现了布迪厄关于语言与符号权力的主要观点。在该文集中，布迪厄不仅深入地探讨了符号权力这个概念，而且深刻地分析了语言作为政治实践在建构、维持权力以及灌输知识与信仰方面的运行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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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从人体词语的意义分布看语义的认知性

黄碧蓉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6): 118-125.

摘要（1276）

以被称之为语言元概念的人体词语的意义系统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人体词语意义的整体分析，我们发现，由于基于身体经验的认知原则的作用，头部词语、身体词语和内脏词语派生能力强弱不同，呈现出由强至弱依次递减的规律性。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意义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以相似性和相关性为联结点，通过隐喻和转喻两个基本认知途径而实现的认知义。这也进一步验证认知语言学多义性的形成是人类隐喻、转喻认知思维的结果的多义性理论。普遍规律性往往伴随着个体差异性。我们注意到，“心”、“heart”是人体词语的一个特例。该器官虽然是内隐器官，但是转义众多。通过特别聚焦分析“心”和“heart”这个个案的意义分布情况，我们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意义不仅根植于经验基础，也受制于文化模式，是建立在身体经验和文化模式基础之上的认知义。因此，研究语言的意义若能从认知的视角出发进行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更好更有效地把握整个意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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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论社区调解场域及其信任机制的构建法则

瞿琨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6): 126-138.

摘要（1165）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供的理论框架是结构与人的关系，该理论力求在结构与人的行动之间寻求可以互通的中介，通过场域、惯习连同各种资本来探索社会实践的奥秘。本文采用场域理论作为理论工具分析当代城市社区调解制度，首先对该理论进行“社区调解学改造”：把社区调解人行动的社区空间视为一个场域，即调解场域；把社区调解人的素质看作调解场域的惯习，即调解惯习。指出在社区调解制度的运作过程中，调解场域与社区调解制度的核心机制——信任机制之间是互动的，信任机制是完成调解主体之间互动、简化社区纠纷解决过程的重要因素，它受到社会宏观结构和社区中观结构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社区调解人在调解场域中的调解行动发生作用。信任机制的构建受到社区调解人的调解惯习的影响；同时信任主体，即社区调解人与被调解人的互动也对信任机制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被调解人对调解人的信任导致调解过程中的合作，合作又进一步增强信任。本文认为，通过对上述一系列关系、互动的行动过程进行分析，可以提炼出社区调解信任机制的构建法则，即可以从社区调解人的选拔、该制度的本体建构及其与法院诉讼的衔接机制、社区信任环境的营造等方面进行构建，进一步发展社区调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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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1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