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标准的人工智能规制模式不仅深刻影响人工智能技术的演进方向、行业发展前景，而且关切多元主体的合作程度以及国家利益与全球竞争力的确立。各发达国家已陆续将标准纳入国内人工智能的战略布局之中，标准正成为协同人工智能产业力量、实现多方共治的重要工具。为此，需要从比较法层面对比中美欧标准规制体制的差异和相同点，阐明标准规制体制中的市场、政府及公私合作关系所呈现的竞争因素，为优化中国标准规制体制提供方向；进而为人工智能向善发展而形成标准与法律、市场与政府、国内与国际标准的协调态势。如此，既能促进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引领作用与法治化水准的提升，又可从整体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标准规制的协力发展。

人脸识别技术因应用场景异化面临多元风险，衍生出治理成本与收益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其安全验证功能的单向度发展超越社会价值理性的边界。人脸识别技术的核心价值并非局限于安全验证场景，其在构建自然世界与数字空间的身份连接纽带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有助于实现物理身份与数字身份的同一性认定，并保留人类生物特征的自然属性。依循“风险—收益”匹配场景引导性治理思路，可将人脸识别技术的场景功能定位从安全工具转向数字基础设施，进而探索构建以必要性原则和场景适配性为核心的动态治理机制，重塑技术应用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构建以人为本的伦理规范约束。

面对企业未经授权擅自出售数据财产等数据交易乱象，适用传统财产法中的广义无权处分规则可有效平衡各方主体的利益，规范数据交易市场秩序。然而，鉴于数据具有非排他性、价值不确定性等特质，需在适用过程中对广义无权处分规则作针对性调整。在合同效力方面，虽交易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数据和交易侵害法定在先权益的数据均为无权处分，但前类合同宜为无效，后类合同宜为有效。在善意取得方面，宜采交付要件为权利外观，将登记查询情况、交易环境、交易价格等因素纳入善意判定的考量范围，并将“脱离”的数据财产排除在适用对象外。在法律后果方面，针对合同无效情形，应结合法律原则来类型化排除财产返还规则的适用。针对合同有效且构成善意取得情形，需赋予善意相对人有限制的数据财产权，并认可真实权利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针对合同有效但未获追认且未构成善意

取得情形，需重释数据财产权利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并厘清无权处分人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

在电影艺术的技术留存下，现代社会的动物“边缘化”与“木乃伊化”进程并行不 悖，从而在现代技术与死亡伦理的双重维度中生发出动物影像的原始形式。在重访早期电影 的过程中，动物影像所构建的“动物世界”呈现出文本之内与银幕之外共通的美学路径，并由 此揭开其在视觉表征与内容审查两条线索中的历史嬗变，从而迈向一条后人类伦理的道路。 基于后人类语境下的伦理思考以及“动物研究”的问题视域，动物影像的视觉伦理在观者、美 学和实践的三重维度中显现。

电子游戏如今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非玩家受众，大批“云玩家”直接将游戏影像当 作影视作品观看。再媒介化能够帮助我们从受众角度梳理游戏与影像之间的关系，在游戏影 像观看的再媒介化过程中必然存在对传统影像观看方式的直接吸收。这一现象的社会动因 是计算机与互联网对游戏的再媒介化，即以用户的主动信息输入为中心，强调数字界面的交 互性以实现人-机交互与人-人交互融合的社会变革。但这一过程此前蕴含的社会变革意义 已在交互的巨大浪潮中被稀释，人们沉浸在交互滥用的陷阱中无法自拔，其根源在于对话媒 介和话语媒介之间的失衡。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进路，有必要重新思考观看与游玩之间 的辩证关系，从正视“云玩家”开始，重新理解今日大众文化中的媒介变迁。

在当代视觉转向语境下，视听影像既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而存在，更作为一种 文化现象内嵌于社会系统，成为大众文化场域的显性载体，给文化生态与社会环境带来前所 未有的影响。就影像传播发展历程与生存现状而言，由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加持的视听影像传播比文字传播发展势头更强劲。审慎观察，视听影像传播在大众精神文化需求满足、经 济效益实现与增长、信息传收便捷与多元等向度上具有正向效用，但其亦带来异化用户、稀释 理性，甚而违规侵权的消极影响。有鉴于此，针对不当或不良视听传播提出有效的治理策略 对视听产品创制、行业有序进步不无裨益。

恩格斯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思想受到生物学与近代工业革命的影响，反对在 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设定边界，把认识看作类似实验的一种工艺学流程，为其现实主义理论 奠定了理论基础。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涵盖了真实性、倾向性与典型性等诸方面，与其思 想的整体相关联，并且无论在概念的陈设还是在论证逻辑上都带有明显的黑格尔哲学与概念

辩证法的印记，体现了与其唯物主义认识论及其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之间的同构关 系，也影响了卢卡契、里夫希茨、胡风、钱谷融等人的现实主义理论。

经过 20多年的接受与研究，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接合”理论逐步由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概念转变为一个文化批评概念。不过，“articulation”开始时存在多种汉语译法，最后被确定译为“接合”，其“连接”“结合”意义得到不断重视。霍尔的“接合”理论在早期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深入发掘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理论思维和历史现实、历史唯物主义中存在的复杂接合关系，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则受到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影响，强调语言通过意义冲突和斗争实现了与外部世界的接合，在为世界赋义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具体历史情势的建构与表达。新世纪的中国文论在接受“接合”理论时，将其运用于文化批评领域，认为其能够动态地连接理论与现实，但是忽视了它所具有的表达复杂历史情势的意义。中国当代文论对“接合”理论的接受，既要回到具体历史语境深入把握霍尔的“接合”理论的复杂意义，又要重视不断建立的新接合及其所表达的真正历史情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山西省委在具有长期互助劳动经验的革命老区进行了农业生产调查，并在《人民日报》发表调研报告。以此为基础，1951年春，中共山西省委在长治地区试办了10个农业合作社，合作社以提高耕作技术为主要工作，在农业生产中展示出与互助组和单干户相比的优越性。之后，中共华北局就山西试办合作社的问题召开“小白楼会议”，此次会议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发展方向进行的一次大讨论。这场讨论最终以毛泽东对山西试办合作社的肯定而结束。1951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业生产发展的方向。

基于时间序列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考察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外部需求在2010年后的大幅下滑对中国经济下滑的影响较大，不容忽视；第二，外部需求对沿海“三省一市”（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明显，其他省市经济增长主要受“三省一市”外需变动的间接影响；第三，外部需求对投资与消费

均会产生重要影响，净出口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外部需求的影响。政府应重视外部性、周期性问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以 2003—2020年 A 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国家级两化融合试验区建设的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政府推动的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第一，两化融合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雇佣规模，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企业以及所在城市人力资本环境较好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第二，两化融合可以通过降低环境不确定性、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和放松融资约束三条路径影响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第三，两化融合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作为融合财政与金融的创新型政策工具，政府引导基金能否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待深入研究。基于 2013—2022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用熵值法测算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研究政府引导基金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引导基金能显著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其效应在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财政分权度较高、技术活跃度较高和产业配套较好的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政府引导基金通过促进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形成，进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资源会增强政府引导基金对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的促进作用，金融脆弱性会削弱这种促进作用。研究结果能为政府引导基金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