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原则是反映刑事诉讼原理或规律的基本要求，作为具体的规则、程序和制度形成基础，刑事诉讼原则指导和规范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因而是在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中应当遵循的准则。刑事诉讼原则功能的发挥，是通过刑事诉讼原则体系完成的。理想的刑事诉讼原则体系应当具备全面性、层次性、协调性、抽象性。相比之下，我国刑事诉讼原则尚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增设程序法定原则、公平刑事程序原则、依法听审原则，删除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提前到原则部分。

党领导立法是实现良法善治的基本路径和根本保障，其核心关切在于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使党的政策通过国家法律的实施得到贯彻。基于政治、思想、组织等领导方式的有机整合与灵活运用，党领导立法形成了政策法律化的机制。然而，法律本身具有局限性，无法全面、及时、系统地承载政策内涵，仅凭政策法律化难以保证政策在法治活动中的落实。作为具有立法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能够为司法机关及其他主体提供更明确、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载体，在内容、时效、体系上补充政策法律化的不足，构成了党领导立法的补充机制。该机制主要经由对政策进行规范转换、赋予政策执行的实效、促进政策向法律转化发挥作用，有效推动了党领导立法的目的达成。在未来，应当在组织安排、体制设置、规范执行等方面加强党对司法解释工作的领导，以更好地发挥机制功效。

基于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授权立法对既有的立法权进行二次调整，成为平衡法治的稳定性与改革的变革性的重要制度。自1955年全国人大对其常委会授权适时制定单行法规开始，我国授权立法制度取得了长足发展，包括国务院与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等在内的更多主体获得了授权。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改主动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对授权立法的相关问题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并确立了浦东新区法规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新形式。从整体上来看，我国授权立法包括内部授权、横向授权、纵向授权三大类型，为了进一步满足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求，应当充分发挥各自的经验价值，化解实践中所面临的合宪性与合法性风险。实现对授权立法制度的体系性优化，应当严格规制授权程序、适当扩容授权对象、科学界定授权范围、完善健全授权监督，以此促进法治与改革的有机统一，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与推动作用。

德勒兹在自己的电影理论中涉及了动画片，他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对动画的范畴和本质进行了讨论，将其区别于一般电影的影像和运动，尽管他的说法与众不同，但在原则上与对动画的传统理解并不相悖。动画作为一种特殊的影像形式，没有被德勒兹展开讨论，而只是被他用来比较或比喻电影影像中某些特殊情境。数字技术在德勒兹的“褶子”理论中只能是一种“方法”，并不能成为事物的本质。

通过拟像史前史的回溯，维克多·斯托伊奇塔从同一图像母题的制图史及其哲学隐喻对“虚拟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进行了系统化的探索。借由约斯·德·穆尔对海德格尔“此在”概念的哲学分析，结合德勒兹对虚拟内在性平面的揭示，可进一步归纳出虚拟作为“能在-潜在”的本体论特质。虚拟本体论映照了拟像的古典根基，同时延伸至数字人文时代的虚拟（技术），进一步揭示出皮格马利翁神话的现代续写是普莱斯纳哲学人类学意义上人类逃逸“离心”、弥补自身不足的多元中心体验的诉求。通过艺术神话反观技术神话，在艺术史、哲学与人类学的交汇处，虚拟的（后）现代性得以解构，虚拟谱系中的艺-技关系得以重辨，人类对自身“存在”与“限度”危机的处置得以昭示。

作为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环节，金融科技的发展为地区贸易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基于2008—2016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可对城市金融科技发展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通过改善融资约束、纠正金融错配、提高创新能力、刺激消费需求，促进城市出口产品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在距离港口较近、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及商业信用环境较优的样本中更明显。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结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金融监管有助于强化金融科技对城市出口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强调科技驱动下的金融创新对中国城市出口质量升级的重要性，对促进金融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文章基于中国城市尺度多区域投入产出表（MRZO），通过构建制造业增加值前后向关联的直接流转和经国内价值链（NVC）流转的多路径增加值分解框架，客观分析城市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和制造业出口能力。研究表明：（1）城市制造业增加值前后向关联主要通过NVC实现增加值的供求，NVC在国内城市制造业本地增加值间流转、进口中间品与国内市场间流转发挥了关键作用。（2）直辖市、长三角、珠三角和区域中心城市是中国城市制造业增加值经NVC流转的“中心”节点，沿海城市则是国内外增加值流转的主要城市。（3）制造业增加值流转在全部产业链条中上下游关联作用明显。（4）以增加值出口测算各城市出口额更加反映城市的出口贸易能力，制造业增加值经NVC出口决定了城市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客观能力。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高覆盖性、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优势，为中小微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提供了契机。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微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融资约束、人力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三个渠道，显著促进了中小微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且该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低端技术型企业、经济发展较慢和低出口依存度地区的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尤其在非东部和内陆地区，其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相较于行业间，价值链地位攀升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加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微企业价值链地位攀升的促进作用。

贝蒂在当代西方诠释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有论者把他和伽达默尔称为“现代诠释学哲学的两大基石”。贝蒂在本体论诠释学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场景中继承传统方法论诠释学，挑战本体论诠释学，重新置入诠释学的方法论要求，重申理解的认识论和客观论。他强调文本自律性和作者意图重构论，拒绝吸纳本体论诠释学的有益洞见，封闭了理解的创造性和开放性。方法论与本体论问题仍然是今日诠释学争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在诠释学传统和当代语境中重新评估贝蒂的诠释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一人多角”是莎士比亚戏剧表演体系中的关键要素之一。这一表演机制有其始于古希腊时期的理论根源与演出传统，在莎士比亚时期成为一种特定的演剧形式和舞台语汇，再到当代发展出后现代剧场中的创意改编。在不同历史阶段，“一人多角”的功能与内核一直在变迁与演进。“一人多角”的演出机制在戏剧的四个关键因素（行动、模仿、净化、语言）上分别体现出表演的内在本质：（1）古典时期的模仿论为“一人多角”提供思想土壤，使演员能够在有限的躯体中容纳多元角色的精髓；（2）文艺复兴职业剧场的发展将“一人多角”的演出模式固定为一种常规化的“行动”；（3）“一人多角”表演机制蕴含元戏剧本质，使观众通过角色转换感知舞台构造的人工性与虚构性，从而在理性与情感层面获得“净化”；（4）“一人多角”亦是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的桥梁，从舞台表演层面弥补了语言本身的局限与不确定性。因此，“一人多角”不仅凸显了戏剧艺术中“角色扮演”的演出机制，还进一步阐释论证了戏剧本质中的“元戏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