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之所以能长久维持，在于国家、绅士和小农三方的互动呈均衡稳定状态。近代以来，在外来现代化因素的冲击下，国家政权不断向乡村下渗，小农贫困化普遍发展，尤其是作为中介和上下缓冲的绅士阶层发生剧烈分化与蜕变。传统乡村绅士的分化表现在：除了部分继续钻营仕途外，向工、商、军、学甚至下层社会分流。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原有上升渠道遭遇制度性解体，造成乡村绅士向城市大规模的单向迁移。绅士阶层的外流与分化引起了乡村政权的蜕化，国家、绅士和小农均衡互动的结构格局难以维持下去。国家政权不断扩张和向乡村的持续下渗，使传统国家的间接治理机制渐次失效。伴随家庭手工业的破产，小农不断发生分化和贫困化，也对传统乡村的宗族组织机制和村落聚合力造成巨大冲击。小农的日趋贫困化，正形成解放前乡土中国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预示着乡村社会结构的改造和彻底重组。现代化过程还加剧了城乡文化疏离，使乡村社区丧失凝聚力，乡村固有的社会结构失衡，陷入总体性危机中，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的根基，绅士问题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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