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承接点，也是推动我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如何评估合作区建设对考察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成效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实践效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6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数据，通过渐进性双重差分法，可对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内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东道国经济特征和合作区类型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其中，外商投资流入和贸易规模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第二，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异质性，对收入水平较低、营商制度较差的国家具有更强的经济助推作用。
法律论证研究在中国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法律论证研究的孕育和出场，二是法律论证研究的兴起和迅猛发展，三是新时代的法律论证研究。中国法律论证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具有不同的境遇和任务，亦有不同的理论表现和发展重心。经过几十年发展，法律论证在中国已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独立研究课题，形成了诸多研究进路、研究论题和研究团队，并成为指引和引领法学理论和部门法研究的基础理论。同时，中国法律论证研究还面临如何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现实语境，学习镜鉴域外法律论证理论，创建中国自主的法律论证理论等问题。
道与现代自然法的共时性存在，体现为纯粹良知与正当的共时性存在，这有助于预防数据进化人文主义及其相关的技术权贵+专用AI、脑机结合、通用AI等导致的人类灾难。其思路体现为德性上的三层逻辑阶梯，为了预防其共时性存在的冲突，需要在算法多元救济制度中进行功能划界：功利论（可体现为数据主义）与义务论（如正当优先）相对更适用于传统法域如私法法域，具体如平台与个人个性协议等；纯粹良知论下的法之道即中国自然法，可推出良知优先原则，日常隐而不用，限制适用于社会法法域，如涉及新人类、强AI等共同良知议题。综上是预防数据进化人文主义的算法正义观，推论出以大范围正义为旨归的算法正义总原则：良知与正当的功能划界原则；即涉及强AI等社会法法域问题时良知优先，而私法等法域下正当优先。分原则是：虚拟界与自然界平等原则，新人类与人类平等原则，等。推衍之规则如：人控制机规则，即人的自由以不能选择脑机结合中的“机控制人”为前提。建议将此规
则写入全球神经技术指南。
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是近年中国剧集生态中的突出现象，此类改编剧降解了主流话语主导下“再现”历史的“正史”表达功能，加强了大众文化语境中影视剧的文化消费功能，尤其体现在“网生代”对历史可“穿越”、拼贴、杂糅、并置的想象上。这是一种具有明显青年亚文化特性的对历史的“想象力消费”。叙事游戏化与性别想象多元化是此类古装剧在环境、人物、时空设置、性别想象上体现出的新变化。结合大塚英志、东浩纪的二次元文化研究，可以认为这一变化实则表明“想象力消费”已经成为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乃至网络文化生产与消费的重要原则。但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创作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调整策略，优化质量，以适应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生存与发展。
在媒介多元融合的当下，艺术的跨媒介叙事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跨媒介叙事是多元媒介协同叙事的现象，不同媒介利用各自的叙事特色，讲述相互独立但具有紧密逻辑关联的故事，从而构建起多元多维的叙事艺术。注重叙事表达与媒介表意形式的电影，与跨媒介叙事紧密相关、相伴而生。跨媒介改编的出发点与症结、媒介的边界与融合、跨媒介生产中文本盗猎与意义增殖以及观众话语输出与叙事再生产，是决定电影跨媒介改编能否成功的关键。同时，数字人文、AIGC等新兴科技对电影跨媒介改编的赋能，亦以互动性开创了跨媒介改编电影的无限可能，并带来电影叙事革命的新探索。
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力图突破性别壁垒，逆转“看”与“被看”的性别权力机制，建构一种具有平权意识的影像话语。在叙事特征上，注意采用游戏化的叙事或非线性叙事。突出“类型+”的策略，以喜剧化的风格带来一种“轻语态”，契合年轻观众的文化消费心理。不少优秀的影视改编作品，则力图通过叙述个人的成长历程，塑造一种新型的理想化的人格，建构一种更合乎人性的审美家园，实现网络化的诗意栖居。
浪漫主义作为卢卡奇早期理论的重要来源，很快就遭到他本人的否定，尤其是在他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之后，更激烈地批判自己之前的思想。事实上，不论是在其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里，还是在30年代表现主义论争中，卢卡奇对浪漫主义都持敌意，甚至于到了50年代以后，卢卡奇仍极力抨击德国文化中的浪漫主义传统。然而，其早期所受的浪漫主义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这种影响或隐或显地仍出现在他后来的文学批评以及思想论争中。将其思想截然切断的处理方式过于简单化。在卢卡奇前后期思想表面的断裂之下，实则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指向。
晚明园林美学在总体规划和空间布置上转向注重实用功能和满足享乐欲望的生活范式。结合阳明心学取代程朱理学主宰地位的思想史视野，晚明园林美学的范式在心—物关系上表现为顺应和直接性的关系，同时将物欲和感官纳入了道体的范围，逾越阳明心学设想的日用转向的限度。在身—道的关系中，欲望和日常性分别成为道体所容纳的新内容和新场域，由此道统在治统关涉的范围之外创构独立于“得君行道”模式的生活空间。园林美学创构的生活空间，是一个治统缺位的自治性场域，以间接的方式削弱皇权的符号威望和影响力，这是一种弱势的审美政治批判。
公众对于抽象的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稳定和可靠？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关乎社会调查方法的可靠性，又关乎民意基础的稳定性。通过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和“大学生态度追踪调查”的分析发现，以问卷调查方式测量的态度确实在集合层次和个体层次均不够稳定，但大学生比普通民众的态度要更稳定。同时，受访者集合层次的态度变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性特，即对具体社会议题的态度比人格—认知及基础价值观相关问题的态度更易变化。对不同变量间做相关分析后发现，在个体层次，权威人格、认知闭合等心理特质、政治立场与个体态度的变化存在相关关系。因此，民众社会态度的不稳定并不能简单归因为测量误差，需要更为系统的研究。未来的研究一方面需要分析态度形成与改变的一般性因素，另一方面需要探讨中国人的社会政治态度改变与特殊的国情、制度及文化之间存在何种关联。
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不仅对医学提出了难题，更对当前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形成了严峻挑战。需要从公共健康治理的视角重新审视，基于价值、结构、工具维度建构分析框架，识别公共健康治理的价值共识、协同共治结构和政策工具。以青岛和上海试点的长护险制度为例，探索其背后呈现的公共健康治理的逻辑可以发现，健康议题的价值回归驱动了公共健康治理创新，治理权向多元化主体的扩散形成了健康问题协同共治的基础，长护险制度
及其所包含的多元化政策工具使用共同促进了健康服务的共同生产。
以“淘宝系”为代表的平台企业通过持续创新探索，形成与传统企业大相径庭的独特商业模式，尤其是基于免费定价策略的盈利模式不断演变，成就了平台企业跨界转变的汹涌浪潮。既有研究主要以双边用户非对称定价来解释平台企业免费向用户提供技术服务的现象，但该理论无法涵盖平台企业同时对买卖双方免费的情境，且忽视了“市价为零时，技术服务市场的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这一重要问题。可从资源配置视角出发，重新研究平台企业“免费盈利”模式，通过研究其发展演变过程，发现“以服务换流量，再通过流量资源获利”是平台企业通过服务升级、版本分层、跨界协同等模式实现“免费盈利”的共性逻辑；通过对其内在的价值创造过程进行理论解，发现因用户流量资源集聚所形成的市场交易的总量扩张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效率提升效应是平台企业的盈利来源；通过对免费技术服务市场的供需决策过程进行理论剖析，发现平台企业技术服务市场的稀缺资源配置是由用户流量与数据来驱动。相较于传统市场价格机制，以需求为中心的供给优化已取代以价格为中心的供需相互调整，这是一种更为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部门应当转变传统价格中心范式的市场监管思路，探索适用于平台企业“免费盈利”模式的新型监管方式，通过规范平台企业流量竞争行为，建立健全数据交易市场体系，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效率潜力。
构建能够适应数据要素市场发展需求的数据权利理论基础和制度规范势在必行。以国内外文献为基础的数据权利知识图谱呈现出数据治理技术与权利规范相融合的趋势，数据权利“关系理论”内核更能适应数据要素市场的激励性、合作性特征。关系型权利具有自创生性，权利的内容必然有一部分掌握在事实层面的关系主体之间，因此，有必要考量数据被实际控制者占有的事实状态，避免控制者总是获益的“丛林法则”，将权利中的一部分内容以分权配置的实体制度模式向市场进行开放，达成制度促进数据要素流通的“锚定效应”。更需要以体系化的程序规范，为市场自发承认的权利内容预留空间，解决实体配置制度难以触及的“剩余控制权”问题，其中包括以权利主体的商谈、数据要素对象的指涉、数据权利的价值实现、数据权利的风险影响、技术标准的软法规范等程序要素来形成数据要素市场的自发权利承认机制，促成数据要素流通的良性权利规范生态。
虽然具有创新精神的女性人物对一些早期电影的制作与放映有所贡献，但很少有女性的名字出现在巴尔干电影史中。原始档案与当时的报刊重现了罗马尼亚女性戏剧导演兼演员马里奥拉·沃伊库列斯库的电影制作活动，沃伊库列斯库的明星形象和戏剧经验对里昂·M.波佩斯库艺术电影公司早期故事片的制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沃伊库列斯库一生成就斐然，有丰富多彩的舞台生涯，并在 1912 年成立了自己的剧团，在早期电影的制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沃伊库列斯库对罗马尼亚早期电影的贡献为切入点，可以充分阐释罗马尼亚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女性在大众文化中所占据的空间和扮演的角色。
就 20 世纪 60 年代上映的罗马尼亚剧情电影而言，它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强调休闲和适度消费，热衷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并反映出一个能给公民带来体面生活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简言之，它们强调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多个方面。事实上，对于社会主义罗马尼亚而言，20世纪 60年代是一个繁荣且对西方影响相对开放的时期，西方的现代电影就是此类影响之一。20世纪 60年代的罗马尼亚现代电影自带价值冲突。西方电影反映出西方现代化项目中存在的普遍焦虑，而罗马尼亚现代电影在这种焦虑情绪的影响下呈现出模棱两可且自我批判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社会主义现代性会受到罗马尼亚电影官员和国家政要的严厉制裁。
绿色金融对推动社会生产绿色化、低碳化，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宏观和微观调节作用意义重大。基于 2015—2019 年公司信用债的样本数据，通过交错双重差分法，可对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对二级市场中普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使得二级市场中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的信用利差降低，存在行业溢出效应，且信用利差降低程度在机构持仓比例较高、资本密集度较高、地区环境规制较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债券样本中表现更高。机制检验显示，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通过降低同行业公司的债务成本对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信用利差产生影响，而通过促进同行业公司发行绿色债券进而对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信用利差的间接作用不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使得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在十五个交易日的事件窗口期内产生了超额回报率，引起了债券市场的即时响应和滞后响应。从信用利差视角识别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在二级市场产生的溢出效应，对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建设高质量债券市场具有参考意义。
现代文化商品的价值规律是文化经济学者首先面临的却也是长期以来被误解的问题，诸如文化商品的价值量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价格不取决于价值量等流行观点，使文化商品的价值与价格笼罩着“不可知论”的迷雾，故亟须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作为逻辑起点，沿着“生产方式—价值内容—价格机制”的唯物主义研究理路廓清与重释这一议题。具体而言，第一，考察文化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的关系时，应彻底地将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复杂劳动转化为简单劳动、个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第二，将文化蓝本视作类似于土地的知识性客体从而考察文化商品生产过程；第三，计算文化商品的价值量时应以发生交换时生产特定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准，且实物型商品与服务型商品的价值形成原理有所差异；第四，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可拓展为决定某类文化商品乃至整个文化生产部门所得利润率与劳动量的约束条件。
在公共文化场馆的经营过程中，虽然中国国家政策并不排斥市场元素的介入，但配套经济制度与有效激励措施的不足，导致社会上较为普遍地对市场元素介入公共文化服务的合理性存在疑问，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公共文化场馆开展创新性服务的积极性。通过对国内外类似现象的理论分析，以及对典型案例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这些困境都是在观念的禁锢与实践的因循中逐渐形成的，也必然需要在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础上，通过观念的更新与实践的突破来实现问题的解决和制度的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