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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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价值正义：国家社会治理的原则、原理与路径——兼论“核心价值观”规范国家社会治理的伦理路径

杨俊一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1): 1-.

摘要（1088）

当前，国家社会治理的两种范式，即规制治理与价值观还未实现内在逻辑的“有机统一”。原因之一是缺乏把两者统一起来的价值正义理论的支撑。亚当·斯密“抑恶扬善”“报应论”的理念阐释了法治社会“处罚正义”的基本原则。黑格尔的价值正义原理，即国家伦理至善、社会法治优先、个人以义节利，阐释了国家法治伦理体系的逻辑结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国家社会治理的理论定位，应是以价值正义优先原理为基础的、规范国家社会治理行为、伦理制度安排的理念系统，并内含“价值位阶”的优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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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要超越历史的周期律

蒋德海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1): 19-.

摘要（1031）

德法并举在中国历史上有长久的传统，也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但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一直是德治、法治的更替循环，严重遏制了社会的进步。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应该超越德法并治的历史周期律。这就要求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手抓的同时，坚持民主先行。依法治国应该以民主为基础，法治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和发展。以德治国的实现，需要执政党的坚定理念，还必须有民主基础和法治保障。只有社会主义民主得到长足发展，才可超越传统德治和法治之往复循环的周期律，建立起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良性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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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感转向”的理论资源

陆扬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1): 30-.

摘要（2140）

“情感转向”近年异军突起，从通俗的喜怒哀乐情感层面突入哲学层面情感和身体因果生成的考究，乃至有人提出“生物媒体”的身体概念。其理论资源可追溯到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第三部分《论情感的起源和性质》。斯宾诺莎定义情感为身体的感触，即情状，指出身体不能决定心灵使其思考，心灵也不能决定身体使其或动或静，而一切终归于自然的法则。马苏米译德勒兹与伽塔里的《千高原》，以情感为施与和感受情感的能力，同样是着目于身体。《千高原》以19世纪初叶德国悲剧《潘特西莉亚》为例，阐述希腊文化中的情感特征。两位作者视情感为生成的一种形式，认为战争机器中情感的高度强化和激化，正是《潘特西莉亚》的成功秘诀所在。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为，“情感转向”可能是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甚至矫枉过正机械主义的，但是它终将彰显出异于欧洲主流传统的另一种现代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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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情感转向下的爱与政治

王行坤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1): 39-.

摘要（1029）

通过对巴丢、哈特与奈格里关于爱和政治的论述进行批判性考察，可以发现巴丢对两个人之间的浪漫爱的论述并不能为共产主义政治奠定基础，相反会消解政治；而哈特和奈格里对诸众爱的论述因为缺乏敌人的视野而成为一种无力的政治。通过施米特和墨菲重新引入“敌友区分”问题，将敌与友的生成过程展现为一种巴特勒式的政治表演，并将爱理解为相互影响和感染的情感，可提出一种纳入敌人视角的表演之爱，真正激活爱和政治之间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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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论全球化视域下中国电影的观念变革、作用与影响

丁亚平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1): 54-.

摘要（1039）

世界电影的新格局和新态势不断形成。在当前世界电影的新格局中，好莱坞电影的强势竞争不断增加，而中国电影如何开拓海外市场的策略以及影响世界电影发展的新态势，也成为令人关注的新议题。在全球视野下，中国电影如何从思想、内容到表现，从个性到风格都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色与普泛意义。不同的文化消费形式与电影文化相联,成为共同的诉求。在全球电影产业发展中,中国电影不断反思，及时校准观念与方向，与那些自欺欺人、投机取巧的扭曲价值观，与绑架了中国现行电影创作的拜金主义告别，转而变为新的、开放的、包含现代性的话语选择和推动海外电影传播的有效策略，是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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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基雅维利政治及其激进溢出——《权力的游戏》与政治哲学

吴冠军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1): 65-.

摘要（1208）

《权力的游戏》是晚近几年横扫各类影视奖项、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极高人气的美国电视剧。在高成本的精良制作与奇幻架构的外衣之下，该剧具有政治哲学的丰富内蕴，它标识出了现代性政治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去道德化的马基雅维利式政治，在这个视野下，政治问题被转化（简化）成了技术问题，它构成了现代性政治的支配性模式；而对它的激进溢出，便构成了该剧的后两个政治哲学维度，它们分别是：（1）世俗秩序中的神学政治，其吊诡之处在于，激进原教旨主义恰恰是以极端世俗秩序作为其温床；（2）打碎旧秩序的革命政治，其挑战在于“革命的第二天”，即如何保证真正的解放。作为奇幻剧情剧的《权力的游戏》，实际上恰恰构成了当下政治世界的一个“（超）真实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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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论中韩电影的优势互补及其合拍片的现状及未来

陈旭光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1): 77-.

摘要（1250）

通过对中国、韩国电影产业状况、电影类型与电影生产特征等的比较，可以看到中国、韩国电影产业各种的优势和不足。在此背景下，通过对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中韩合拍片的分析，可揭示出21世纪以来中韩合拍片生产的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和前景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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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永明声律新论——声律与诗性内容表现的关系

徐艳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1): 89-.

摘要（1020）

声律并非只有形式意义，它在内容表现上也有重要作用。永明诗歌的历史事实表明，永明声律有效地影响了诗歌各层面的结构关系，突出了结构的对照性、跳跃性。新的诗歌结构配合了诗歌内容的重大变革，即由以叙事、说理为中心的散文化抒情方式，发展为内在心绪为中心的更加诗性的抒情方式。这一内容革新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诗歌本体的进一步成熟，并由此而与散文有了更清晰的文体划分。可以说，永明声律是永明诗歌内容革新的重要支持；同理，近体诗格律是近体诗之诗性内容表现的重要支持。声律的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诗歌，也不同程度地渗透到辞赋和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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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晚宋“清空”说与词学法度

孙虹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1): 103-.

摘要（1088）

在词坛法度趋严、审美趋雅、词坛风气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晚宋词学经历了从推崇质实典丽到宗奉清空骚雅的渐变。张炎“清空”说是这一现象的结穴与归宗，也是晚宋词人群体共同的创作追求和理论建构。在时代鼎革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清空”是基于思想内容的艺术风格，更具有立意高远、抒情平正、布局精美的法度意义。词论词集合刊本《山中白云集》，印证了张炎及晚宋词人创作具有词学法度的实践范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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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效能感的特征分析——基于比较的视角

李蓉蓉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1): 118-.

摘要（981）

新市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新兴群体，他们的政治效能感直接反映了其与政治系统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间接说明了人的现代化的阶段性特点。运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将中国新市民政治效能感在水平、结构和层级关系等三个方面与农民、市民进行相应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新市民的政治效能感总体表现出极低水平性，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内低外高”的非均衡性和“近低远高”的非一致性，本质上是一种“脱域”的政治态度，凸显着“边缘人”的现代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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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偷”的逻辑：四川凉山G县彝区矿产资源的分割与重构

代启福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1): 130-.

摘要（962）

“偷”普遍被视为一种违反社会秩序的行为，甚至具有罪与罚的情感特点，其行为应该受到惩罚。但在人类学的研究范式里，研究者通常会将“偷”的概念和行动纳入特定的社会文化场景进行过程分析，以阐释“偷”的在场与不同的逻辑。通过对四川凉山G县彝人“偷”矿进行人类学视角的研究可以发现，“偷”是一个文化相对、概念复杂且意义流动的社会概念和行动实践。在现代社会中，矿产资源的“国有”属性与民族观念中的“自然”属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是导致彝人“偷”矿的主要原因。因此，对“偷”进行人类学研究，能更好地理解这一消极概念背后的情感诉求与文化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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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br# ——经济全球化新挑战的中国选择

迟福林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2): 1-13.

摘要（471）

面对当前国际环境出现的逆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冲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国需要加快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以深化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突出矛盾，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释放经济转型的巨大增长潜力，激发市场活力，稳定增长预期。当前，在我国经济转型与新一轮全球化形成历史交汇的大背景下，推进以货物贸易为主的“一次开放”转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是我国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同时，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决定着结构性改革的实际进程。只有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才能拓宽经济转型的市场空间，放大结构性改革的市场效应，加大有效的制度供给，实现经济转型的实质性突破。以开放转型促进结构性改革，不仅决定了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未来，而且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和经济治理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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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与中东欧电影交流的历史和现状#br#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再思考

陈犀禾，刘吉元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2): 14-23.

摘要（578）

从梳理、描绘中国和中东欧电影交流的历史与现状出发，我们可以分析并展望当下中国电影传播的意义、价值与策略。首先，植根历史，可对1990年以前中国与中东欧电影交流的相关史实进行归类和总结；其次，关照当下，立足“冷战”结束、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的国际政治新格局，可勾勒出1990年之后中国与中东欧电影合作的现状；最后，放眼未来，以中国对中东欧的电影传播可能为“中国梦”做出的贡献为切入点，可对中国和中东欧电影交流的战略任务进行合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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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以移动视角审视世界电影与#br# 华语电影

张英进，翟莉滢译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2): 24-33.

摘要（470）

世界电影和华语电影的概念重构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平行发展的世界文学与世界电影在关于中心/边缘、支配/对抗的讨论范畴是重叠的；其次，以突出多地观点和移动视角作为审视世界电影的新方法，并赋予多切入点的连接脉络，摒弃僵化的结构系统；再次，审视最近关于西方学者的华语语系电影理论和中国学者的重写电影史的争论，并将其作为地缘文化政治的电影研究的两个相互角逐的新阵营,但双方所持二元对立的立场值得质疑；最后，强调华语电影作为跨地实践和世界电影中包含的多中心视角，世界电影与世界文学一样，也应是一个开放的领域，需要更进一步的学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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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论动画伦理的超越性本质

高晨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2): 34-45.

摘要（615）

动画是应用艺术、科技等多元媒介创造出的展示现实、超越现实的文艺形式和制作技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它描述人类社会现实，具有社会伦理意识；从超现实角度来看，它融合并超越其他文艺符号，在创造视野冲击的同时，表达无限。因此，动画可以凸显个体伦理诉求，建构出超越社会伦理的内涵，即动画伦理的超越性本质。其内容在形式、内涵和方法三个层面上分别为“现代神话”“娱乐启蒙”和“跨界移情”。在动画艺术顺应世界潮流谋求多方位发展且不断创新的当下，研究动画伦理本质是推动动画发展、建构动画伦理理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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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br# 与批评》25周年版序言

［美］乔纳森·卡勒1，陆扬2译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2): 46-53.

摘要（504）

自《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1982年面世以来，“解构”这个词语始终是文学和文化批评中的一个论争焦点。在最宽泛的意义，解构已经成为对权威的一种批判，它联手其他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思潮，来激发对既定范畴和经典的怀疑，进而挑战客观性。新版序言聚焦以下领域：女性主义/性别研究/酷儿理论、宗教/神学、建筑以及政治、法律、伦理学，解析解构的变迁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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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汉书》的中古传播及其经典意义

陈君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2): 54-72.

摘要（551）

《汉书》在中古的传播表明，中古时期，人们有一个“汉代情结”。时人对《汉书》的认识，蕴含着他们对汉帝国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作为秦汉帝国制度和思想的结晶，《汉书》这一“包举一代”的新制作,其流行程度超过《史记》，并成为新经典，治道镜鉴意义之外，还在于它文字典雅和法度严整，而后者正契合了六朝隋唐的贵族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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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由《左传》看《老子》所述大小国关系#br# 的年代学特征

宁镇疆，赵争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2): 73-86.

摘要（671）

从《左传》所述春秋史实看，其时大小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尚未失衡，大国对小国犹有忌惮。更重要的是，春秋时周礼犹有浓厚影响，这对霸主的强权构成有力制约。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春秋时的大小国有双向的责任和义务：大国对小国要扶危济困，小国对大国也要克敬职贡，这正是《老子》所述大小国关系的时代背景。相反，战国之世捐礼义而任诈伪，以攻伐为贤，大小国的力量对比已严重失衡。所以，《老子》对大小国相处原则的这种设计只可能出现于春秋时代，而绝不可能是战国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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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进化中的环境法上的权利类型探析#br# ——以环境享有权的核心构造为中心

汪劲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2): 87-98.

摘要（416）

曾经一度被热烈讨论的环境权及其相关理论在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新时期时遭遇到了空前的冲击。环境法上权利类型的发展需要基石性范畴的支撑以形成有效应对环境问题的法律方法；环境保护的法律实践需要加强法律权利的赋能；法律应对环境问题的进化需要体系化与精密的环境权利；环境治理之中良好的法律遵从需要可得的与可实践的权利。从与环境相关的权利集合进化到具有一定雏形的环境权利（权力）体系，环境法上的权利类型进化到了一个亟须核心范畴支撑的关口。基于这种考量，环境法上的权利类型再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实现突破：环境保护法治工作中治理行为的下移或许是必然选择；环境利用行规最终将成为环境治理的前沿；环境享有权将成为环境法上权利类型的核心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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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公开与不公开之间：我国公众环境#br# 知情权和政府环境信息管理权的#br# 冲突与平衡

严厚福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2): 99-109.

摘要（424）

当前，中国政府在环境信息公开这一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上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体现在政府部门经常以“国家秘密”为由不公开环境信息，以及对公众申请环境信息公开严格进行“生产、生活、科研需要”的审查。在完善我国公众环境知情权时，应当考虑到社会稳定的需求以及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能力。从切实可行的角度来看，为了平衡政府对环境信息的管理权、政府公开环境信息的能力和公众环境知情权之间的关系，应当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依法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环境信息不得被确定为国家机密”；考虑参考目前环境公益诉讼的做法，规定符合法定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无需理由申请政府公开环境信息；鼓励“民间环境信息公开”，并大力提升公众的环境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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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论环境法上权利的异质性及其#br# 类型化的方法论功能

吴凯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2): 110-125.

摘要（499）

由于环境法学研究中“法律理论”与“法律工程”思维模式的混淆，“法律工程”思维模式主导下形成的环境法上以“权利库”形式存在的权利群落呈现出高度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与不同环境自然资源要素背后的科学原理差异性，以及我国不同地区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多样性和特定时空下的政治判断与决断密切相关。从实在的权利主体视角出发加以审视，这种异质性体现为适应当下需求的“国家/企业/公民”三分法与面向未来的“国家/城市（共同体）/公民”三分法的并存。而面临环境法上的权利过分的异质性，类型化方法能够实现有效回应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异质性的负面影响。环境法上权利类型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领域为单位对环境法学科体系的重组与优化、“以人为本”因素在环境法研究中的复归、对环境法上权利在时代变迁中样态变化的认知与把握，以及环境享有权作为环境法上权利类型的核心构造的提出。在这诸多功能实现的基础上，应当通过类型化方法提炼环境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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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语义对比研究的问题和原则

万华，冯奇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2): 126-133.

摘要（477）

通过英汉语言多义范畴的对比分析，揭示当前对比研究中存在夸大语言之间差异的倾向。其主要原因是在对比的过程中没有采用统一的标准对待两种语言的不同现象，单向强化一种语言对概念切分精确度高于其他语言的某些特例，将参数上的差异上升为原则上的差异。对比研究应该遵循典型对典型，变异对变异，而不是典型对变异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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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心理紧张度和心理韧性对飞行员#br# 工作绩效的影响#br# ——以通用航空飞行员为例

张梅1，廖江群1，彭凯平1，齐学梅2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2): 134-144.

摘要（478）

飞行员是一种高压和高风险性的职业，研究飞行员的心理状态对他们的工作绩效的影响非常重要。本研究通过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心理韧性和心理紧张度对通用航空飞行员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心理韧性和心理紧张度对飞行绩效存在交互作用，共同影响飞行员的工作绩效。该结果在理论和应用上对飞行员的选拔、培养及提升工作绩效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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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企业家阶层新论

常修泽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3): 1-15.

摘要（504）

企业家是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家的“特质内涵”需要作出新的界定。作为“创建企业并担任经营管理职责的指挥者”，企业家必须具有“创新”“情操”“复合经济人”等三合一的特质。这是新时代企业家的重要标志。在中国，企业家作为稀缺的社会资源，其整个阶层在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中肩负着重要使命。鉴于当前企业家在“预期”和“信心”方面存在某些问题，提出进一步培育企业家阶层、特别是“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采取提高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尊重度，切实保护企业家的产权、创新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建立社会容错和企业家自我纠错“双机制”等六点方略，以稳定企业家的社会预期，促进企业家队伍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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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16）

徐昕，黄艳好，汪小棠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3): 16-40.

摘要（526）

2016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启动突破性试点。法院、检察院以四项基础性改革为轴心，继续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司法行政机关以律师制度改革和社区矫正立法为重点，继续加强律师监管，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受制于现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和司法系统内部既得利益者的阻隔，这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成效不彰。面对攻坚困局，应考虑把律师制度改革作为重要切入点之一，发挥律师在民主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律师兴，而促法治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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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开展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法律思考

宋锡祥，朱柏燃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3): 41-59.

摘要（710）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不仅是我国实施“走出去”对外经济战略发展的必然，更彰显了我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和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大国风范。共建“一带一路”，亟待我国有效开展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目前，我国适用的实际联系原则过于狭隘，规定的专属管辖权范围较为宽泛，在解决平行诉讼问题上过分偏袒本国当事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事实互惠”以及现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显然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为此，结合当前“一带一路”之战略背景及现行立法与司法保障的现状，我国应优化完善相关司法制度，树立大国司法理念，主动淡化司法主权观念，缩小专属管辖范围等；同时，借鉴吸收国内外的先进做法，树立开放性思维和全球性战略，重视参与并推动国际规则的制定，夯实“一带一路”的国际政治基础，努力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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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华语电影概念的起源、发展和讨论——鲁晓鹏教授访谈录

鲁晓鹏，许维贤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3): 60-71.

摘要（858）

“华语电影”概念不是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港台学界，而是更早出自20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书刊。它是当时华人创造的概念，用以寻求一种自主的华人电影论述方式。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本土电影导演和媒体报刊已普遍使用华语电影一词，当时新加坡已有华裔导演易水亲自拍摄使用普通话和华人方言的华语电影，易水也前后在当地报刊撰写有关华语电影的文章，引起了不少反响和讨论，之后他把这些文章和讨论结集出版成书。华语电影在当时的使用语境已类似当代华语电影的用法，即是一个复数的概念，既包含中国大陆和港台以及其他华人区域的中文电影，亦涵盖各地华人方言电影。当时新加坡、马来西亚华语电影提倡的“多种华语”是21世纪鲁晓鹏和叶月瑜提出的华语电影的先声。这不但为我们当代华语电影概念的生成深化提供了一个历史化的维度，也在厘清华语电影概念既不是美国中心主义，也不是中国中心主义的争论中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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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当下中国电影的类型重组与价值取向的错位

金丹元，田承龙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3): 72-80.

摘要（487）

在电影产业化的当下，为应对市场的多重需求，由以往电影类型重组或转化而来的新类型电影不断涌现。然而，新事物往往也会伴随着新问题。从我国类型电影重组的时空和文化语境出发，进而分析和反思类型电影在重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弊端，同时对在电影类型重组过程中如何兼顾商业性、文化性和审美趣味，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挑战，又如何坚持正确的社会导向来抵御以好莱坞电影为首的外来文化的冲击等问题上，作出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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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诗经·行露》之“家”与西周南申之立——移民婚恋和家庭形态的视角

邵杰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3): 81-92.

摘要（643）

《诗经·行露》的“家”是理解诗篇的关键。诗中男女所言之“家”，实有两个层面，一为婚姻关系之“家”，一为血缘关系之“家”。前者为男子告讼之着眼点，可知男女双方当有婚约而女子拒绝履行；后者为女子反驳的根据，可知男子应为离祖求婚，属于移民。此种情形，可与西周宣王时期申国的南迁取得对应。诗篇所叙，为南申移民之男与土著之女因婚恋不成而发生的诉讼，本质上是西周王朝经营南土战略而带来的移民婚恋问题。“家”的言说，映现了西周晚期婚姻之家取代亲缘之家，而成为家庭形态主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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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元代礼制中蒙汉因素的冲突与融合——以经筵为中心

刘舫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3): 93-103.

摘要（649）

元代由蒙古人主政，继承了中原王朝经筵制度的基本形式。经筵通过《大学衍义》、《孝经》等汉文化内容，向蒙古统治者阐述礼乐文明的作用和意义。但由于缺乏汉文化学养和害怕丧失游牧民族本性，蒙元统治者仍然坚守本族礼俗，对《孝经》的推崇也出于以“忠”为孝的理解。同时，对汉臣制定的汉族礼制，蒙古人迟迟不能融入，使终元一朝的礼制始终带有明显的蒙古本位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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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渴望虚拟空间：1990年代媒体艺术的技术想象

西蒙·佩尼文，段似膺译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3): 104-120.

摘要（475）

20世纪90年代是数字计算带着它的互动性、图形用户界面、互联网与万维网在文化中爆发的时期。“虚拟空间”与“虚拟性”这两个概念是架构90年代媒体艺术理论与实践的基础。然而，“虚拟空间”的概念本身是有缺陷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其内涵包括了处于快速变化中的各种技术，其中包括“增强现实”与“混合现实”向当代的普适计算范式的迅速转型，还涉及“永远在线”的移动计算、GPS追踪以及物联网等。这种复杂性还因为第一代数字艺术家与数字文化研究者在技术领域知识上的欠缺而被放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一直对笛卡尔的二元论持有一种未经反思的普遍信念，这种精神身体的二元论隐含在物质与信息（作为硬件与软件）的对立（修辞上的）中，使其在文化规范中得到强化。而艺术圈却一直持有一个不同的、“具身”的以及多样化的存在观，尽管极少诉诸文字或工程学上的方程式，这种存在观却以一种行动的、直接诉诸感官的艺术实践的方式得到了表达。这些复杂的文化力量共同造就了一个令人晕眩又困惑的话语混合体。在90年代的人机交互（HCI）领域，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并且作为哲学观念包袱的一部分参与了主流认知学范式的塑造，影响了技术发展及其相关的话语。而媒体艺术家们的独立研究由于兼具了传统“具身”式的艺术感知与计算式的抽象思维，正是厘清90年代的数字文化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技术与话语发展及“虚拟性”相关的问题，并构想相应的解决方案的独一无二的切入口。一般说来，这些独立研究要远远早于学术机构与商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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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家与社会之间：工会双重治理机制研究

宋道雷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3): 121-133.

摘要（514）

工会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工会主要有三种存在形式：社会性存在、国家性存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存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主要作为社会性存在，在社会治理场域作为社会性力量而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工会主要作为国家性存在，以群团组织身份作为国家治理力量而发挥重要的国家性功能；2011年以来，工会开启其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转型之路，在转型过程中，以B市总工会为代表的地方工会在存在形式方面，开始从国家性存在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存在转型，从而成为兼具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双重治理角色。B市总工会借助下设的WN基金会，通过体制性资源与公募的社会性资源开展公益项目，孵化社会组织，服务城市流动务工群体。工会同时服务于职工群体与非职工群体，成为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具有双重治理的重要存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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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语义理论的图示模式之认知#br# 解析与启示

谢之君，左克雨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3): 134-140.

摘要（526）

卡纳·玻尔森将语言学家在语言研究中所画的图表看作图示隐喻。从他对“语义三角”的隐喻解释中可以看出，语言本身以及语言学研究中的许多本质特点，特别是对如何看待不同的语言学理论。而如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法和概念合成理论等的图示模式，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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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海事请求类型化下船舶扣押管辖权审视

马得懿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4): 1-.

摘要（585）

作为“对物诉讼”和财产保全理论互为折中和协调的产物，船舶扣押管辖权的启动是基于法定的特定范围，即由海事事由引发的海事请求。理解和优化船舶扣押管辖权具有不同的进路，即可扣押船舶范围的界定、错误扣押船舶的救济以及明确海事请求的种类。然而，在海事请求类型化日益盛行、“对物诉讼”模式日渐式微以及航运实践中特定船舶扣押意旨的趋向下，海事请求的类型化以优化船舶扣押管辖权程序成为必然。凸显海事请求的类型化以优化船舶扣押管辖权程序的启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重视当事人的披露义务和强化法院的审慎性审查责任，成为构建富有可行性和合理性的船舶扣押管辖权体系的应然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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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利的扩张与平衡

夏元军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4): 16-.

摘要（437）

考察自英国《1734年船舶所有人责任法》以来有关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各国立法和国际条约可以发现，现代意义上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利呈现逐步扩张的发展态势，具体表现在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直接扩张包括权利主体类型增加、适用对象范围放宽；间接扩张源自丧失条件愈来愈严。与此同时，基于利益平衡的需要，海事赔偿责任限额不断提高。我国《海商法》在借鉴《1976年责任限制公约》时，存在权利主体减少、丧失条件放宽、责任限额过低等问题，需要进行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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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日本电影的苦难叙事、现代性转型及意识形态功能——以北美外语片市场为核心（1980—2016）

陈林侠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4): 32-.

摘要（562）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日本电影在北美市场出现发展停滞、重复消费的现象。由于民族地理环境恶劣，生存空间有限，苦难成为该民族的原始意象，并在现代性竞争的刺激下扩大。日本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心理与精神的阐释中展现了力量，安慰了缺乏安全感、陷入焦虑的现代心灵，并使文本具备东方美学的形式特征，但也暴露出自我中心、本能的排外情绪、内外有别的集团意识等缺陷。日本战争片尤其如此。在苦难的故事语境中，该类型唤起忍耐/忠诚、崇死/献身等模棱两可的伦理观念，在无关政治的个体道德、情感的掩饰下，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可以说，日本电影过于凸显苦难主题，从传统道德的层面遮掩了战争动机的意识形态，造成了不同观众对同一影片截然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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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战后日本电影的中国形象建构

郑炀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4): 43-.

摘要（557）

战后日本电影的中国形象建构是日本对中国认识的参照和体现。通过分析日本面向中国形象主题的叙事，指出其在历史修辞、文化态度与形象塑造层面呈现出的种种歧义。战后日本电影围绕中国形象进行的抒写，不仅成为日本体认亚洲及自身形象的重要叙事坐标之一，同时其中所呈现出的散点透视/主题偏移，恰恰反映了其返回亚洲历史叙事过程中的民族文化改写与现实政治考量。由此，以中国形象建构作为理解日本电影内涵的交点/焦点，由点及面，涉及当下国家形象的多义性塑造，最终指向未来文化竞合（CooperationCompetition）意义上的亚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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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庾信的“记忆宫殿”：中古宫廷诗歌中的创伤与暴力

田晓菲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4): 52-.

摘要（735）

一个人如何回忆和书写一段创伤的经历，并进而把它转化为一件文学作品？对创伤的记忆如何决定了它在文学中的再现？它的文学再现又会如何重塑一个人的记忆？导致创伤的缘由——不论是战争、死亡、暴力，还是离散——一直都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而在一位中国六世纪贵族诗人庾信身上，我们将看到这些关于创伤记忆和文学再现等问题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庾信来说，正因为固有的诗歌写作传统和资源皆不足以表达创伤体验和复杂的个人情感，诗人开始尝试创建新的诗歌语言和自我书写方式，对南方宫廷诗歌的既有类型和写作常规进行变形，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语言。而在这一过程中，庾信以南方宫廷诗歌的材料、资源和技术作为基础，建构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文本“记忆宫殿”。就这样，庾信重新营造了宫体诗，使它成为可以再现个人经历特别是痛苦经历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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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元代文坛：多元格局形成与地方力量推助——以江西乡贯为中心

邱江宁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4): 65-.

摘要（568）

对于元代文坛多元格局的形成，江西乡贯文人的作用明显，而这又以江西文人对南北一统、文化多元政治现实的认同为前提。作为王朝一统进程中人口增长最多、数量最大的地域，江西在文化上也获得极大繁荣。滋生其中的江西乡贯文人深省顺处，力以务实观风态度，涵容博取。其所推动形成的平易正大风格，正有以黼黻多元文化包举并存的时代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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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长恨歌》的归异平衡与汉学家的上海想象

朱振武1，杨赫怡2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 (4): 81-.

摘要（584）

美国汉学家白睿文和陈毓贤合作翻译的《长恨歌》秉承对“他者”再现的宗旨，成功展现了王安忆小说的精微与宏达，展现了上海文学的力与美。面对广大英语读者，两位汉学家对源语文本审读细致且拿捏精准，既不游离源语，又不机械愚忠。虽然偶见瑕疵与不足，但总体来说其异化的翻译策略巧妙地还原和重现了原作中的上海元素，其归化的移译办法达到了生动传神地讲述上海故事的文本旨归。异化与归化的完美结合和巧妙平衡，是《长恨歌》在英语世界站稳脚跟的堂奥，也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正确门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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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3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