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11年 第18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1-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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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政府转型

迟福林，方栓喜

2011, 18(4):  1-10. 

摘要 ( 10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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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正在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这是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特定背景，也是政府转型的特定背景。研究新时期的政府转型，需要从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基本国情出发，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趋势。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一方面，经济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公共产品短缺逐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这是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变的深层次原因。从世界经济史看，西方发达国家到工业化中期之后，都有一个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经验表明，通过政府增加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可以提高消费预期，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过去三十多年中，通过市场化改革，我国在私人资源配置和私人产品供给上大大提高了效率，但在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产品供给上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进入新阶段，需要整体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

影视理论研究

关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之思考　　                          

周 斌

2011, 18(4):  11-19. 

摘要 ( 12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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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中国电影史的研究过程中，要注重把中国现代电影史的研究和中国当代电影史的研究“打通”，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和演变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深入探讨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应该汲取的主要教训，认真总结其创作生产的基本规律。其次，既要加强中国电影通史的研究，又要加强各类断代史、专门史、区域史和口述史的研究，从而使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更加丰富、全面。另外，还要进一步加强域外各种文艺思潮、文艺流派和各种电影思潮、电影流派对中国电影发展之影响的研究，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电影发展之影响的研究。

女性意识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剩余物——“十七年电影”底层女性的群体特点  　

曲春景，张霁月

2011, 18(4):  20-27. 

摘要 ( 12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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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配合主流政治，用革命话语对传统故事形式进行了全面的征用与改造，特别是借用底层妇女的形象，以建构个人对阶级的归属及对政党的服从关系，用现代革命话语完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替换。这类影片虽然集中塑造了女性角色，但仍然是一套男权话语的言说机制；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对女性意识具有内在的排斥性。“女性”承担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但却没有对女性自身的言说，只是阶级符号而非性别代表。新中国“十七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电影。
 

身体在时间中的呼喊与细语 ——关于影片《呼喊与细语》的再读　　                          

潘汝

2011, 18(4):  28-36. 

摘要 ( 14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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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格曼的影片《呼喊与细语》中，身体及对身体的触摸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凸现出来，身体在时间中彰显其意义。正是在时间中，身体成了人与人纠结的场所，人与神沟通的桥梁，发出了它不可遏制的呼喊与细语。由此，玛丽亚与卡琳扑朔迷离的关系得到了解读：古老的红色背景中玛丽亚的美丽身体彰显了它在时间中的意义；安娜与艾格尼丝“此在”的身体，把过去和未来交织和融为一体，完成了人与神沟通的重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伯格曼的影片《呼喊与细语》就成了世俗版《圣经》关于身体的神性的“呼喊与细语”。

哲学研究

怎样认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　　                          

董学文

2011, 18(4):  37-43. 

摘要 ( 10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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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是一种主观唯心论的生存本体论，从而无法在学理上执意寻找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存在观上的一致性，认为马克思就是海德格尔存在论“范式”和存在论“转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同理，也就无法从“人生在世”这一“存在论”维度来建立美学的哲学基础。

略论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转向”　　                          

彭立群 赵威

2011, 18(4):  44-55. 

摘要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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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中期，“形而上学”成了海德格尔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海德格尔之所以转向形而上学研究，既受到一战之中以及一战之后德国复兴形而上学思潮的影响，也是为了摆脱“基础存在论”所带来的“哲学人类学”定位，同时还为了更为集中与彻底地研究存在的问题。转向形而上学也反映了他在学术表达方式和人事方面的考量。30年代中后期，海德格尔有了新的“形而上学转向”——转而批判形而上学本身，这使得其思想历程彻底步入了后期阶段。

哲学诠释学的艺术经验及其局限性　　                          

孙丽君

2011, 18(4):  56-68. 

摘要 ( 1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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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诠释学将海德格尔的世界发展为传统，将人类活动分为以使用为目的和不以使用为目的两种，艺术活动是不以使用为目的的人类活动。艺术经验是艺术的本质，是真理和传统变化的根本动力。艺术作品的力量，构成了哲学诠释学艺术经验理论的难点，语言与诗在本质上的含混性，使得艺术经验理论在艺术创作问题上陷入了神秘性沼泽。对开端处和形而上学的迷信，也构成了哲学诠释学艺术经验理论的局限性。
　

文学研究

唐诗三种创作主题与西域器乐文化关系的流变考释　　                          

海滨

2011, 18(4):  69-77. 

摘要 ( 1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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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有三类创作主题与西域乐器有密切关系：昭君出塞与琵琶、文姬归汉与胡笳、公无渡河与箜篌。这种关系在被不断误读的过程中丰富、深化和变异。
　　

邵雍“击壤三千首”考论　　                          

胡彦 丁治民

2011, 18(4):  78-83. 

摘要 ( 12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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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北宋著名学者邵雍自称其诗有三千首，而现存其诗集《伊川击壤集》不同版本均仅有一千五百多首，还应有一千五百首，但未见其中。明清时期的文集、笔记和目录记载了邵雍另一部不为学界所知的著作——《前定数》，书前共有两序，其一为邵雍之孙邵博所书。该书是以诗歌的形式表现易数内容，而我们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保存完整的《前定数》，其诗共存一千四百九十三首。两者相加诗的数量不仅与邵雍所称相一致，而且《前定数》在内容和语言等方面与《伊川击壤集》和《皇极经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艺术研究

 论中国画的“写”　　                          

邓乔彬,李杰荣

2011, 18(4):  84-94. 

摘要 ( 13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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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国画“曰写而不曰画”，是基于“写”的抒情性和书法意识，这是文人审美趣味渗透到绘画的表现。“写”有“置物”和“输心”之义，“置物”即由此器传之彼器，“输心”即情感的抒发。前者的字义通过引申，有“摹画”、“绘画”之义，但“摹写”易陷于只求形似而遗其神韵气骨的泥淖。自宋代始，因文人参与绘画创作，把画当作性情的摅写之具，渐倾向于情感的抒发。及至元代，画写胸中逸气，以“写”代“画”成一时之盛。从“置物”到“输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体现出中国绘画从重在客观的造型艺术到重在主观的抒情艺术的发展变化，也体现出中国绘画的文学化进程，以及文人画家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写字”最早称“画字”，后改“画”为“写”，亦出于“置物”和“输心”两义，而书画皆曰“写”，正反映出绘画的书法意识，不仅以书入画，更是对“置物”和“输心”的共同追求，尤其是对后者的强调。随着文人画的发展，隶家和逸品越来越受人推崇，发生了由工入写的变化，表明文人画家作画的态度重在情感的抒发而不在于追求绘画的逼真精巧，“写”逐渐成为划清文人画与院体画界限的标志。
　　

文化研究

从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读解北京四大符号建筑　　                          

张法

2011, 18(4):  95-102. 

摘要 ( 1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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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北京新世纪四大符号建筑，显出了京城象征体系在结构和意义上改变的动向，强化了京城模式中两轴的核心地位。四大建筑具有事件性意义、结构性意义、艺术性意义、符号性意义。其符号意义的内容，有技术的彰显、金钱的突出、全球化的意向，以及对京城结构演化的方向性暗示。

管理学研究

企业治理体制中的国有企业监督制约机制：基于案例的研究

李济广

2011, 18(4):  103-115. 

摘要 ( 1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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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现行国有企业监督制度不能有效遏制腐败对国有企业安全的威胁。以A企业为样本，对照相关法规，对国有企业监督体制缺陷进行细致剖析，可以发现：国有企业中权力腐败与资产侵蚀等问题是其治理规则缺乏监督功能所引起；现行监督体制设计不符合公有经济特性和监督工作的要求；国有企业个人专断是治理组织构建方式与权力配置格局造成的。具体有，（1）所有者及其代表对代理者制约制度设计不佳：集团公司以政府机关的形式充当控股者、集团公司既是控股公司又是企业，包括外资股东和私有股东在内的非控股股东难起作用。（2）董事会制度缺乏制约性：董事经理严重重合，决策机制和工作分工形成个人专断的组织基础，独立董事选拔不独立，薪酬委员会构成没有独立性。（3）现有组织结构造成监事会和纪委监察机构对领导的监督作用缺失：监事级别低权力小，监督领导机关与企业内部监督职能部门混淆，监事来源不独立，职工监事设置形式主义。内部控制制度不严密。（4）现有治理结构监督主体存在狭隘性：企业治理结构没有终极所有者的位置、没有初始代理人及有组织的最初委托人人大的位置，企业党组织的监督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虚化。国有企业最可靠的监督主体是所有者社会公众和企业职工。实现国有经济有效监督制约有赖于产权国有多元化、组织机构制衡化、治理监督民主化。
　

非商业性大型活动反隐性市场的 策略与方法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反隐性市场的实践与反思　　                          

刘红

2011, 18(4):  116-127. 

摘要 ( 1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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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隐性市场是伴随着大型体育赛事的扩张而发展起来的，其大多针对商业性较强的竞技体育活动而产生的市场营销活动而言。但随着非商业性大型活动也逐步采用商业开发和品牌赞助策略，隐性市场行为也逐渐将触角伸入到这些活动中。2010年上海举办了非商业性质的世界博览会并获得巨大的成功，其对隐性市场的监管和控制思路值得我们借鉴。由于其非商业性质，上海世博会的筹备和运行需要大量的资金，并且需要借助社会的力量一起宣传本届世博会，提升社会公众对世博会的认识，并激发他们参观世博会的兴趣和热情。本届世博会虽然引入了大规模的商业开发计划和品牌赞助体系，解决了一部分的资金来源，但同时隐性市场也相应诞生。世博会组织者需要在保护世博会赞助商的权益、维护世博会的品牌价值与借助社会力量宣传世博会、扩大世博会的影响力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使得既能够保证世博会的理念和内涵能传递到公众，又要限制和防范隐性市场的产生和蔓延，维护世博会的整体形象。虽然在商业化环境中隐性市场暂时无法完全杜绝，但在不能够完全有效地控制隐形市场而导致诸多问题出现的情况下，对隐性市场行为进行疏堵结合、借助法律和行政措施进行监管和治理，效果反而会更实际，并有着客观实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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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研究

剑与十字架 ——人文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比较　　                          

李志雄

2011, 18(4):  128-140. 

摘要 ( 14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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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典的人文思想，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是人类解放的革命理论，后者是人类宗教信仰的历史成果。前者是无神论的世界观，后者是有神论的创造说。前者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后者掩盖着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但就人文关怀而言，两者又有着共同性。具体来说，在理想社会、人类福祉、博爱精神、公正秩序和自由权利等方面两者有着相通性和共同性。在此基础上，立足于当代中国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强调两者在人文思想和人文关怀上的互助性关系和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时代意义和实践特色。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以对人类现世的幸福理想的革命性追求可以填补基督教以对人类来世的天堂之国的遥远企求而形成的虚空，以坚实的行动来刷新软弱的救赎。另一方面，基督教的原罪观所确立的人类能力的有限性和人性的不完善性可提醒马克思主义在理想中应对人类理性有着冷静的把握，防止盲目冒进，以谦柔虔诚来不断渐近完美完善的理想社会。由此，行动融合信仰，以行动来确保“以人为本”的现实利益，以信仰来引导“以人为本”的精神追求。求同存异、共谋福祉、合作互助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在人文思想上的携手前行的具体方式，也是提升和谐社会建设的拓新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