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11年 第18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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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天 地 人 产 权 论 ——当代人的发展多维产权探讨

常修泽

2011, 18(3):  1-16. 

摘要 ( 1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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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人类正面临着资源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 一些国家“超低劳动力成本”引发的矛盾也在触及“人”的尊严底线。文章基于“人的发展多维产权论”，围绕当代人的生存发展这一主题，就“天”（环境产权）、“地”（资源产权）、“人”（人力产权）及其耦合问题进行探讨：(1)环境领域存在“产权缺失”。理论探讨表明，建立环境产权制度具有客观依据。其制度框架为“三大支柱”，即环境产权界定、交易和保护制度，同时在顶层实现产权路线与技术路线、结构路线、规制路线的整体协调。(2)资源领域存在“产权残缺”。 按照作者“广义产权论”的“多权能”要义，应重点完善“五项权能”，即农民土地经营的流转权、林地经营权和林木转让权、矿产资源的探矿权和采矿权、水资源产权、海洋“用益物权”。(3)人力产权是以人为“本体”的产权，重点是劳动力产权、管理产权和技术产权。应确立人力产权拥有者在经济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寻求人力资本转化为企业资本的通道，建立金三角制度结构。(4)“天地人”产权关系具有内在耦合性。论文就如何发挥“天地人”产权在科学发展、体制改革以及社会管理和创新中的耦合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民族国家意识的延宕与缺席：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中国电影的 传播制度及其空间拓展　

李道新

2011, 18(3):  17-28. 

摘要 ( 16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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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前，亦即从电影传入中国至1927年之间，中国电影传播主要诉诸道德与风化，基本无关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意识的延宕与缺席，与落后保守的价值导向及混乱无序的官方介入结合在一起，使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几乎处在一种特殊的无政府状态，并导致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陷入目标/效果的错位与传者/受众的分裂之境。民初前后的中国电影及其观众群体，也在电影传播迅速滋长、日渐繁盛的过程中体会到了某种不羁的自由与失范的快感，当然也品尝到了一些价值的困惑与认同的焦虑。

试论新媒体动画（数字三维动画）的媒介本体

聂欣如

2011, 18(3):  29-35. 

摘要 ( 1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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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三维动画在20世纪90年代问世，之后很快风靡全球。这样一种新形式的动画作品对艺术理论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首先，数字媒体不同于一般媒体，它不具实体，是一种寄生于其他媒体的媒体，所有被数字媒体寄生的媒体因而失去了自身的特性，变成了同质化的数字媒体。数字媒体既可隐性地存在，也可以显性地呈现。对于动画片来说，隐性生存的数字媒体混同于一般动画，而在偶动画的领域，数字媒体分别在“造型”和“运动”这两个方面彰显自身，它将偶动画和手绘动画的长处揉和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动画品种。也正是因为数字媒体表现出了与传统媒体的不同，所以它才能够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媒体类型得以呈现。
关键词：

区分两种不同的后现代主义 　　——本·阿格文化研究给我们的启迪　

马驰

2011, 18(3):  36-46. 

摘要 ( 16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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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是后现代主义的主潮期，也是后结构主义的主潮期。后结构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一翼，对后现代主义思想和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影响；但后现代主义本身不是铁板一块，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只有区分两种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才能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品格，也才能真正认识到后现代主义的问题所在，并最终走出后现代。

文化研究

现代中国青年文化的诞生——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邓金明

2011, 18(3):  47-56. 

摘要 ( 13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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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所代表的青年文化是在近代中国青年阶层诞生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内容来看，《新青年》的主题是“青年”和“青春”。这些大量涌现的以“青年”为主题的论述文章，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青年论述”。陈独秀以“青年”命名刊物的用心主要表现为：首先“青年”是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出现的，有着更强的社会功能，更容易成为社会革新的力量；其次，“青年”本身就包含一种以时间为向度的价值评判的可能。因此，一方面，“青年”作为被启蒙的对象，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青年”自身就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在与老年、老大帝国、旧制度旧文化旧道德的对抗中，能更容易获得认同。现代“青年”角色的产生，是双向发展的产物：一方面是社会的角色期待、社会的规范性力量；一方面是青年的自主意识、角色的自我设计。也就是说，“‘青年’并不只是由来自社会的角色期待所决定的，而是由作为角色担当者的学生自身的主体行为与社会的角色期待的互动形成的”。就近代中国而言，作为社会角色的“青年”的形成，与《新青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五四青年通过对《新青年》的阅读，也产生了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就是“青年崇拜”。
关键词：

近十年来国内环境美学研究述评　　

王燚

2011, 18(3):  57-66. 

摘要 ( 14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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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环境美学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刚刚起步，进入21世纪才逐渐兴起，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环境美学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整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环境美学理论自身的研究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环境美学评论与应用的研究一方面使环境美学理论在评论中发展，另一方面又使环境美学理论在实际中得到应用；第三，环境美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研究使环境美学具有理论生发点，使其产生活力。这三个方面是对以往环境美学研究的总结，从中我们也可对未来环境美学研究进行借鉴和展望。

论文

从主体生成论的 视角诠释乡土文学发声的困境 　

孙国亮

2011, 18(3):  67-80. 

摘要 ( 1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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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的乡土文学承载和记录着乡土中国的沧桑巨变，维系着乡土话语的血脉和声音。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专业主义”和“冷漠美学” 导致了乡土作家与乡土的隔膜以及代言热情的缺失；《妇女闲聊录》等代言乡村“底层”的作品，在“话语技术化”的操控之下，凸显了代言的虚妄。而代言底层乡土的“乡村型”知识分子和“新阶级”在“断裂”的中国已经难以生成，“80后”代表作家李傻傻的小说表征着“新阶级”谋求代言的话语权与获得“文化资本”之间存在的悖论性两难；揭示出创作主体在“新意识形态”的规训之下，深陷“自我殖民”的困境，窒息了乡土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声。
 

汉魏两晋诔文述论

赵厚均

2011, 18(3):  81-93. 

摘要 ( 15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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诔文的产生与古代的谥法有关。诔与谥，原本是给国卿与卿大夫的礼遇，后播及于士，诔文也就随之而发展。“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是诔文的基本体制。西汉诔文仅扬雄《元后诔》传世，东汉以张衡为诔文大家，三国则以曹植为其翘楚。曹植诔文不仅数量较多，且不再专注于“铭德”，而更偏好于“述哀”，有变体之功。两晋诔文以潘岳为第一，其文多笔端含情，摇曳多姿。二陆、张华等也堪称名家。经过诸人的努力，诔文成为抒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史分合”轨迹述论 ——兼评萧统、刘知几文史观

吕海龙

2011, 18(3):  94-101. 

摘要 ( 15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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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萧统和刘知几，生活时代略有前后，但皆欲分清文史。萧统对问题的处理比较简单，他在自己主持编撰的《文选》中将史著一律逐出并仅于《序》中作出解释而已。刘知几面对林林总总的有关著作，坚持“文史之分”，但又看到许多著作的性质存在着“文史难分”的客观现象。于是他把所谓“偏记小说”分门别类，根据不同内容，给予不同评价，使得这些作品取得了某种存在的合法性。刘知几面对文史难分的局面，既坚持“分清”，又不过于偏激绝对，这无疑是明智的。

《全明词》补正

张清华

2011, 18(3):  102-108. 

摘要 ( 16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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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明词》和《全明词补编》的出版，对明词研究十分有益，只是疏误和遗漏在所难免。本文指出其中部分疏误，并根据所掌握的资料补辑《全明词》和《全明词补编》未收的明代女作家词作63首。

中国零售市场：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的特点、机遇与选择

魏农建

2011, 18(3):  109-119. 

摘要 ( 1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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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这种转变给零售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十二五”规划确立的“民富”原则将进一步提升这些变化的速度。把握变化的市场元素，有针对性地调整和重新制定新的经营战略与目标，是零售企业保持其在产业链终端地位话语权的不二选择。在对比2006年和2009年的零售业相关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来，中国零售业在销售额、就业人数、毛利率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增长，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指标仍然过低。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很多，其中地区发展及收入结构的不均衡是制约我国零售市场购买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该研究从理念的成熟、购买力的支付多样化、经营业态的完善、连锁经营成为零售业扩张的主要手段、购买行为的理性程度提高等五个方面论证了当今中国零售市场逐步迈入理性和成熟时代的基本特征和相应的结论。因此，未来几年，中国零售市场的发展应该从以往的“圈地”、“圈人”的增长方式向“合作协调”、“专业差异”的发展方式转变，并以此来调整和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

类虚假新闻再批判

郝雨 张晓伟

2011, 18(3):  120-129. 

摘要 ( 12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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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虚假新闻”不同于那种完全无中生有的全虚假新闻，它的基本内容并非来自虚构。但这种看似真实却隐藏着各种各样不完全符合原本事实的失真成分的“新闻”在受众当中产生的恶劣影响非常大。完全编造的假新闻容易被看穿，而且一旦被揭露就无人相信。而“类虚假新闻”却如同附在新闻机体上最隐蔽的病毒，人们对其不易察觉，但它却时时刻刻在不知不觉中危害着我们的新闻事业。“类虚假新闻”的表现有“非有效信息型”、“弱新闻源型”、“数字来源可疑型”、“高强原则下的‘硬伤’型”、“刻板套路型”等五花八门的类型，而其产生的根源则更是极其深远和复杂。有必要对“类虚假新闻”进行更加深入的学术批判，并在实践上加以更大规模和更彻底的围剿。

传播学研究

论杜威和李普曼对“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之颠覆

黄建新 常园园

2011, 18(3):  130-140. 

摘要 ( 13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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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是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指导理论，这种理论吸收了17世纪西方思想家群落的理论精髓，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建立和发展相对独立自由的大众传媒体系鸣锣开道。时过境迁，20世纪50年代，西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实和泛滥的煽情报道已使 “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显得不合时宜， 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倡导的“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因而决定取而代之。其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和新闻传播理论家沃尔特·李普曼针对“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前提和主干进行了有力的理论批判，对这种曾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理论起到了颠覆作用，为 “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取代“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作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