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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0年 第17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10-01-15
    特稿
    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 ——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
    王晓明
    2010, 17(1):  5-17. 
    摘要 ( 13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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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大陆,作为一种成规模的学术和思想运动,文化研究是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才真正开展起来 ,到2004年,形成了一股“文化研究热”。这个“热”至今仍在延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学院体制运转的需要,二是社会现实的刺激。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更为重要,并且比较复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文化研究的研究、教学和与之配套的学院建制活动相继展开。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其后的4年间,上海各大学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吸收了来自文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传媒研究、电影研究等方面的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学者。其人员亦互有交叉。在这些研究活动进展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具体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困难。首先是文化研究与现有大学体制之间关系的问题。文化研究是反体制的,但是中国现有的体制又无法改变,所以在硬着头皮挤入现行大学体制的同时,尽可能开拓和保持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为此,将“当代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以及这个文化与那一段“社会主义”历史的相互生产的关系,确定为今日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用“双线”来勾勒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它既是“批判性分析”,也是“促进性介入”,借用一对1950年代的政治概念,既是“破”,也是“立”,二者互为条件,相伴共生。其次是文化研究在不排除关注城市文化的同时,如何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农村,从而解决文化研究教学与社会改良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保持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中土特质,关键一点自然是直面当代中国人的活生生的日常经验,并汲取中国革命的思想和实践历史的丰富资源。也就是直面日常的生活感受,承继“中国革命”的丰富记忆,追究现实内部的压迫性结构。

    政治学
    “自在”或“自为”:中产阶级与阶级意识
    沈瑞英
    2010, 17(1):  18-28. 
    摘要 ( 12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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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与西方中产阶级理论研究中的“稳定器”、“平衡轮”、“缓冲器”等观点不同,对中产阶级的研究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对“自在”与“自为”阶级的理论分析来考量,从阶级意识与社会力量的相互联系来思辨,从阶级意识与阶级责任的辩证关系来诠解,只有将阶级意识提升到阶级的社会责任以及两者的结合,才能促使阶级在提炼内涵中塑造与升华,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履行其社会角色。自近代社会转型以来,中产阶级的分化、组合和发展变化,使其自身充满着矛盾性、异质性和复杂性,并非是一个自为的阶级。中产阶级不仅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选择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观念与导向,严重阻碍了其阶级意识形成,这使作为维护阶级利益所需的整体阶级行动缺乏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并且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等,使其没有团结一致采取整体阶级行动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而利益集团政治却是其现实走向。在市场经济多元化促发的利益主体多元化、政治诉求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中产阶级不仅在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意识与行为取向是一个复杂的变数,而且其对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此外,其在不同政治与文化背景的国家中,各自还有着不同的内涵与特征。因此,在中产阶级中不可能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也难以构成政治上成熟的阶级。倘若没有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与互构,没有其他阶级的合作共赢,其也难以构成现代社会秩序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功能系统。

    哲学研究
    评价论视阈中的良心机制
    陈新汉
    2010, 17(1):  29-44. 
    摘要 ( 10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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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心是康德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理应占有重要位置:其一,良心是“自己对自己作出裁决的判断力”;其二,良心以善良意志为根据;其三,良心通过义务意识而对道德法则产生敬重感情。黑格尔从良心“是在自身中反思着的普遍性”;良心是主体“内部绝对的自我确信”;良心是“唯一对我有约束力的东西”等三个方面论述良心。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良心就是社会规范作用于人而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个体良心是社会基本规范的内化,也就是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内化。因此,良心是以个体形态存在着的社会基本规范或社会基本价值观念,也是社会“良心”的个体化形态。作为良心形态的社会规范不是具体规范而是基本规范,体 现着社会理性,表现为精神上的信仰。孟子提出良心的四个层次,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而 “是非之心”则包含承认事实之心和追求公正之心两个层次。良心以情感的方式发生作用。良心的不安就是良心的不安宁,良心以安宁为愉悦,以不安宁为痛苦;良心在个体自我评价活动中常常以不安或谴责的形式发生作用,从而使个体沉浸在某种痛苦的情感之中。发生在个体自身内的良心不安或谴责在实质上体现着社会主体对个体所作所为的不安或谴责。个体用良心作为标准所进行的评价活动是双重的,既是个体的自我评价活动,又是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是以个体的自我评价活动为独特形式的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转化为个体自我评价活动,个体以独特的自我评价活动形式来体现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这就是良心不安或谴责的评价论机制。忏悔是自我评价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良心不安或谴责往往通过忏悔体现出来。历史上的许多名人都具有很深刻的忏悔意识。

    影视理论研究
    论琼瑶电影的中国性与台湾图像
    陈犀禾
    2010, 17(1):  45-54. 
    摘要 ( 17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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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瑶电影对台湾电影史的影响一直未被评论界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华语电影研究中,研究者对台湾电影史的关注点往往也是从早期的台语片、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直接跳到台湾新电影,忽略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创造票房奇迹的琼瑶文艺片。事实上,琼瑶电影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有助于台湾电影开辟富有特色的文艺片类型,并继承了自中国电影诞生以来不断发展的通俗文化色彩浓重的商业电影传统;同时,琼瑶电影还运用通俗情节剧的模式演绎了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并在社会中产生教化、抚慰的作用。追溯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将通俗剧模式与中国的道德伦理、政治问题、文化反思等联系在一起,一直是中国电影历来的传统。琼瑶电影对通俗情节剧模式的运用,不仅表明了它与中国电影传统的深厚渊源,也表明了它与中国文化传统血浓于水的关系。另外,琼瑶电影在表现爱情王国的浪漫时,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台湾图像。琼瑶电影在台湾影史上共掀起了两次为时较长的观影热潮,在这先后两个时期里,影片的故事背景、人物关系、情节设置等方面也相应地有着一定的变化,这也反映出了台湾社会的时代变迁和台湾民众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

    中国电影巨片生产的历史足迹
    倪震,万传法
    2010, 17(1):  55-65. 
    摘要 ( 12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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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片”、“大片”的出现及其概念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好莱坞20世纪70年代中期甚至之前更早的历史。《宾虚传》、《音乐之声》、《埃及艳后》等影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出现,是好莱坞针对派拉蒙案判决之后电影环境的变化以及为实现与全民普及了的电视进行竞争的策略性产物,并由此奠定了宽银幕、立体声、高投资、大场面和超级明星演绎的超级奇观的大片模式。至70年代中期,伴随着市场营销以及数字化技术在电影产业中的愈益重要,一种被贾斯汀·怀亚特称之为“高概念”的电影出现了。从此,一种“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大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被明确确定下来,并在《大白鲨》、《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等一系列“高概念”影片中被发扬光大。在中国,电影巨片的生产也是中国电影工业系统中的核心与关键。在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全方位发展阶段、新世纪国际化运作阶段和主流文化新发展阶段四个时期之后,中国电影巨片的生产创作已日渐壮大并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但与好莱坞“高概念”大片相比,大营销的不足与高科技的缺失是制约中国巨片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中国电影巨片的未来,必须重视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多元化、多类型建设以及数字化高科技的应用开发等等。

    主流大片的话语建构与中国电影的生态命题
    李道新
    2010, 17(1):  66-79. 
    摘要 ( 1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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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化生态学或生态批评的视角观照当下中国的主流大片,无疑可以获得一种更为普泛的价值取向和较有成效的言说方式。也正是基于电影生态学与生态批评的理论前提,可以提出主流与非主流、大片与中小影片以及主流大片的生产与消费等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有望在积极适应、协调互动和力图创新的层面上为主流大片寻求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向前迈进的依据。总的来看,一个公正、平衡的中国电影生态,需要在主流电影与非主流电影的积极适应和相互转换中逐步构建。漠视或者清除了非主流电影,主流电影也会失去健康的肌体与创新的活力。而在多元的全球化背景下,在独特的中国电影语境里,国产大片蕴涵着许多复杂的动因、具体的过程和丰富的细节,简单的是非论证和抽象的价值评判都是不太可取的;对国产大片的生存境遇和生态状况进行较具针对性的分析和探讨,正是大片话语不可推卸的职责和使命。与此相应,主流大片话语不仅跟中国整体的电影文化环境联系在一起,而且需要政界、业界、学界与媒体、观众的共同对话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中国主流大片的生产与消费,使中国电影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生态平衡之路。

    “国产大片”的叙事与意识形态
    陈晓云
    2010, 17(1):  80-87. 
    摘要 ( 1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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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作为特殊的文化艺术产品,其意识形态特性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传达意识形态。当“国产大片”试图以炫目的视觉奇观、超强的明星阵容来刺激观众的视听感官并进而达成意识形态企图的时候,我们可能恰恰忽略了一个问题:影像叙事是传达意识形态最为有效的手段。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更多是借助有效的叙事来完成的。从创作层面来说,忽略对于影片叙事表达的重视,则有可能使电影直接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沦为抽象乏力的说教。从《英雄》到《无极》,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国产大片”在全知叙事/权威叙事的叙事形式背后,其文化内涵即文本意义上则呈现为“帝王”叙事或者“神性”叙事。《集结号》不但意味着“国产大片”的题材/类型转型,即由古装武侠向现代战争的转型,在叙事的意义上,也体现了导演打破权威叙事的尝试,而代之以平民视角来关注与表达战争中人物个体的命运,并由此拓展了为常规话语所界定的中国战争片模式。在中国电影中,电影叙事常常不是单纯的与影片文本有关的叙事,而是社会文化泛文本在影片文本中的一种投射。以《集结号》为标志的“国产大片”在电影叙事方面的努力,在改变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的悖谬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诉求、大众文化心理需求和创作者的影像/叙事表达之间建构起良性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国产大片”真正走出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悖谬关系的关键所在。

    文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当代理解——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论争的论争
    宋伟
    2010, 17(1):  88-106. 
    摘要 ( 1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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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实践存在论”或“实践生存论”的论争,实质上关涉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美学、文学理论研究应该建基于何种马克思哲学基础之上等基本理论问题。在当代语境中,“实践存在论”或“实践生存论”美学致力于在当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型的整体背景下打通“实践论转向”与“生存论转向”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董学文在“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辩中表述的基本立场与观点存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与缺陷,明确这一点,有助于祛除长期以来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遮蔽下的对马克思哲学及其美学的误读曲解,从而在当代语境下重新阐释和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美学观点。在否驳“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论辩中,董学文提出所谓的“彻底的一元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或原理,不过是苏联模式的官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直接复述或再度重申。从本体论层面看,这种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或物质统一性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传统的物质实体本体论;从认识论层面看,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能动反映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主客二分的符合认识论;从价值论层面看,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真理的客观反映或认识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客观中立的科学实证论。而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提出正是在此语境之下,显示出特有的理论意义与语境内涵。

    “劳动创造了美”,是否马克思的美学主张?
    陈辽
    2010, 17(1):  107-114. 
    摘要 ( 1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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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黑格尔把异化看作是绝对观念的异化、费尔巴哈把异化看作是抽象的人的本质的异化不同,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在人类社会中,各种异化,包括人的异化,人性的异化,根源于劳动的异化,经济的异化等各个方面,并进一步研究了这种人的异化在不同阶级那里的不同情况,表现出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创造了美”这一命题,但未作论证。因此,这一美学命题只有放在马克思美学观的整体里加以考察,才能充分理解它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针对当时关于美是什么的讨论,马克思认为美既客观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但又不能离开人的感觉而孤立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就是人不只具有一般的能动性,而是按照美的规律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遗产,需要我们持久地、认真地、深入地加以开掘和研究。

    论《东瀛诗选》对江户汉诗的鉴选保存之功
    陈福康
    2010, 17(1):  115-122. 
    摘要 ( 1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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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清光绪年间中国著名学者俞樾编选的《东瀛诗选》,是放出中国人眼光鉴选的一部大型的日本汉诗总集。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在中国编选的日本汉诗选集,也不仅在于它实际是日本历史上最早正式出版的最大规模的汉诗总集,甚至也不仅在于俞樾所写的许多精当的评语,而更在于《东瀛诗选》因俞樾之慧眼而鉴选了不少在当时、甚至到现在仍未被日本学界重视的优秀诗人诗作,尤其是它保存了不少现在已被日本人完全忘却的江户时期的优秀诗人诗作。由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本国汉文学的轻视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俞樾当年读到的汉诗文集如今很多已经难觅踪影,因此,《东瀛诗选》还起到了保存日本汉文学文献的作用。如今不要说我们中国的研究者,即使日本学者也不得不把它作为日本汉文学史研究必备的典籍。《东瀛诗选》的这一功绩和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显。尽管此书的选政有着种种不足之处,但所谓“不当选而入选”的缺点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甚至就不能称之为缺点,反而可以说这正是此书的一个优点。

    法学
    当前我国犯罪学本体发展的反思与抉择
    岳平
    2010, 17(1):  123-134. 
    摘要 ( 1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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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犯罪学在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以及应用价值等学科基础性建设上存在的结构性缺位,是犯罪学学科本体建设上的先天不足,并已成为犯罪学发展中的隐患。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犯罪学的研究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尤其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犯罪治理的紧迫需要,也使犯罪学界有了紧迫的危机感。所以,近年来犯罪学界为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是对我国犯罪学学科现状的审视、反思,也是犯罪学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进行本体性建设的考量,这种反思和考量是学科发展必然经历的阶段。在当前,犯罪学应克服本体研究的松散状态,建构清晰的本体建设发展目标。梳理学科本体研究,分析我国犯罪学学科本体存在的问题现状,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从学科的层面认识和把握对犯罪学发展的路径抉择。

    历史学
    传统学术在近代的嬗变、赓续与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海静,卢朝允
    2010, 17(1):  135-144. 
    摘要 ( 1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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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动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深入研究,上海大学历史系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传统学术转型的原因、路径与方法,经学的近代转型,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古史辨”与近代史学,国学与中西学术,近代著名史家的学术与思想以及清代学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会议的举行,对于在海内外传统学术研究中打通古代与近现代之间的壁垒、促进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的学者直接对话并推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