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09年 第16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0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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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市场自由、政府干预与“中国模式”

陈宪

2009, 16(6):  5-17. 

摘要 ( 16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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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引发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刻调整的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若干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问题被提了出来。任何理论的建立都是具有一组假设条件的。新自由主义的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如果这些假设不成立或需要放松，那么，结论当然要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并不可能也不应该终结市场自由。在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中，既有市场失灵，也有政府失灵，包括利率失灵、监管失灵和货币政策失灵。通过观察这场危机中各国政府的救市行动以及产生的效应，可以看到政府干预出现了“新综合”的趋势。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是指当市场不能自动出清时，即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和刺激有效需求，以帮助市场恢复均衡。政府干预的“新综合”是指，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的三个扩展；常态的政府干预与非常态的政府干预；商品市场的政府干预与资本市场的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与微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两种意义上的政府干预。纵观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不难发现，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异同主要是由政府作用所致；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成败，也是由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政府作用的“度”的把握决定的。尽管现在还不存在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但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中国模式”也许将是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东亚模式”并列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正确认识“中国模式”的政府作用和国有经济地位，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影视理论研究

历史的讽刺力——谢晋遭遇了蝴蝶效应之后

王志敏 赵楠

2009, 16(6):  25-30. 

摘要 ( 1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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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电影学系，北京 100088）
　　摘要：  对于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谢晋模式”讨论，即使是从纯粹纪念的角度，二十多年之后，也到了给出一个是非曲直的结案陈词的时候了。从时代变迁、历史检验和蝴蝶效应的双重角度可以重新审视谢晋模式讨论。1986年7月18日年轻学者朱大可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2000字短文，“一不小心由文学研究卷入了电影批评”，其后果却是在中国的电影批评界掀起了一场“谢晋电影模式”讨论的轩然大波。这件事情的不合常理，与洛伦兹的蝴蝶效应不合常理几乎完全一样。可是尽管朱文有严重错误，却无人理会，且并不妨碍其后一系列附和和拔高式文章的炮制出炉，“谢晋时代应该结束”的观点被进一步提出，谢晋电影成了电影界知识分子展现其优雅才能的学术演练场。理论准备似乎还没来得及充分就绪，理论批判的目标就出现了。谢晋导演似乎一下子就从天之骄子变成了被以严肃口吻揶揄挤兑的艺术弃儿，就连辩护者也无力回天。这次冲击波对谢晋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谢晋的电影创作思路受到重创，以《最后的贵族》为标志，这位曾经无与伦比地执著于电影艺术的创作者进入了其电影创作的休克状态和转型期。鉴于当时的处境，钟惦棐先生写了一篇语重心长的题为《谢晋电影十思》的文章，但其对谢晋电影及其讨论中引发的各种问题的深入思考及得出的结论，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领会其良苦用心，这些都应该得到重新解读，意在以史为鉴，汲取历史的教训。这次讨论，尽管在当时撼动了中国主流电影传统模式的稳定形态，但历史本身的讽刺与羞辱从来都是辛辣的、有力度的。我们看到，在高度产业化的利益驱动之下，一度被撼动了的传统模式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更加具有左右逢源的修辞性姿态强势全面回归！好莱坞虽江郎才尽，但却依然故我、踌躇满志继续大规模地征服世界，更具讽刺性的是，这种回归的理论的呼喊与细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粗犷有力、肆无忌惮和明白无误。

日本电影《入殓师》中文化主体的博弈

聂欣如

2009, 16(6):  31-39. 

摘要 ( 14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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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殓师》是2009年在美国奥斯卡电影节获奖的一部日本电影，这部电影中隐含了东西方文化的博弈和冲撞，既有对东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表现出西方文化的强力影响。影片中东西方文化的传承和冲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个人主义”和“集体化”的冲突。日本社会长时期以来具有集体化的特点，个人一般作为集体中的一员而存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传承“家”文化的集体化特点并没有消失，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日本企业的家族化。但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主要人物小林，却是一个没有集体文化背景的个人。其次是“罪文化”和“耻文化”的冲突。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认为，西方文化中有“原罪”的特点，日本文化中则有“羞耻”的特点，影片主人公坚持自己的理念，对抗社会和家人要他放弃的压力，坚持自己喜爱的入殓师工作，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西方“罪文化”而不是日本“耻文化”的特点。第三是有关“父亲”的宏大叙事。在有关父亲的表现上，影片在观念的深层表现出了回归日本传统“家”文化的愿望，叙述了小林父子关系从紧张到和解的过程，对“家”文化中血缘亲情关系的保持和传承表现出了非常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影视动画作品中色彩语言的表意功能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曲春景 童云霞

2009, 16(6):  40-50. 

摘要 ( 1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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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视动画作品中色彩作为一种独特的介质和表情达意的符号，形成自身一系列传递信息的方式。首先，在色彩和概念之间已存在某种普遍认同的契约关系；其次，色彩语言与普通语言一样，遵从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其与普通语言的不同在于，它具有模拟代码和表现代码的双重特征。色彩语言与影像语言实属两个代码系统。影像语言无法完全涵盖色彩语言的关键问题是，在能指（影像）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往往会因色彩及亮度的不同，在所指层面上形成巨大反差甚至传递出完全相反的意义。色彩语言用色素创造出某种能够与观众进行沟通交流的表达句。这种色素构成的表达一般受文化习俗和色彩暗示两种规约性的限制。不同文化习俗的影响，使色彩语言带有某种民族特点；而由色彩暗示产生的心理联想意义则是普世共识的。色彩语言能塑造形象推进剧情的发展。无论是单格图画内的色彩组合抑或画面镜头之间的色彩组合，色彩要素的不同搭配均可以构成特定内涵的“句子”，组成对人物善恶美丑等性格特征的陈述性表达。镜头与镜头的转换衔接又使色彩具备了“线性”组合的特征，更倾向完成对一段复杂事件的意义传递。色彩之所以成为一种语言，不仅由于色彩具有表意特点、具有语言的聚合及组合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模拟、表意、聚合、组合等内涵都是现实生活赋予的。某些色彩形式早已对人们的意识构成过影响。那些成为某种表达模式或公式化标记的色彩语言，往往是启动了观众已有的生活经验或知识储备，因此，能够在色彩与概念之间形成默认的契约关系；人们很容易接受其中所蕴涵的表达意图，从而使色彩语言具有了表意功能。

经济学·管理学研究

论证券市场、国企改革与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由大小非解禁引发的思考

李珍1 姚金海2

2009, 16(6):  51-65. 

摘要 ( 1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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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改革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其中任何问题的疏忽都可能引发新问题。国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和资本市场在中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目前针对资本市场的大小非困局提出的方案大都缺乏这种系统观，因而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走出“后股改时代的大小非困局”，需要在把握证券市场、国企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国企股权划拨给养老基金实现社会化应该是治本之道。考虑到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产权清晰、操作便利的特征，可以先从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入手，在中央一级，将央属国企的所有权转让给一个专门的“养老保险转制基金”以专门用于弥补转制成本, 并允许其有计划地在证券二级市场上流通。这一“养老保险转制基金”定位于中央级；在地方一级，可将地方国有企业股权划转给省级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管理委员会，并通过法律明确这一权益对于弥补转制成本的专用性。目前最迫切的就是用这一权益来做实个人账户，以尽快使个人账户养老基金实现市场化运营，从而真正保障新制度参与者的退休权益。通过国有股权的转持，既解决了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带来的大小非问题, 也解决了社会保障基金不足的问题，更解决了国企改革面临的公平和效率难题，因而是一个一石三鸟的系统解决方案。

组织动态能力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环境动荡性的调节作用  

林萍

2009, 16(6):  66-77. 

摘要 ( 10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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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能力观认为，在当今动荡环境下，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动态能力，即企业不断改进、更新、重构资源，形成新的功能能力，使之与外部环境相匹配。但目前动态能力理论仍处于探索阶段，企业动态能力的测量维度及其作用还存在较大分歧。从资源重构和转变的组织过程角度，以Teece等的动态能力框架为基础，可以将之扩展成更具体的内容。通过理论分析、文献研究和深入访谈，将动态能力分解为市场导向、组织学习、整合能力、组织柔性和风险防范能力，并提出它们共同影响组织绩效，在此过程中环境动荡性起到调节作用。文章以福建省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共获得262份样本，并利用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动态能力确实对绩效有正向作用，环境动荡性在其中起调节作用，环境动荡性越高，动态能力对组织绩效的作用越大。研究结果还表明，即使在低动荡环境下动态能力也是有价值的，从而扩展了动态能力的价值。本研究在理论上验证了动态能力的价值，给动态能力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以转轨经济国家为背景的佐证；在实践上，使管理者能更好地理解和利用动态能力，获得与环境相匹配的竞争力，也为企业改变战略思维方式，取得可持续发展提供战略指导。

法学

论中国内地与港澳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及其完善

宋锡祥

2009, 16(6):  78-95. 

摘要 ( 1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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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香港、澳门回归以来，我国已正式形成并已认可的三个民商事法域，即一是内地作为中国主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域，二是具有英美法系特色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域，三是具有大陆法系特色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域。在“一国两制”条件下，中国内地与港澳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且司法合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先后签署了六个制度性“安排”。通过多年的审判实践，内地中级人民法院及其授权基层法院审理涉港澳案件的经验基本成熟，其公正和效率得到了港澳同胞的认可，一些刻意规避内地法院审判、内地法律的情形已基本杜绝。但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法律传统及法系差异等诸多原因，至今在某些制度性安排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民商事判决和仲裁裁决的互相认可与执行方面存在某些不足与缺陷，如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判决的认可与执行的范围过于狭窄，两地之间的取证制度尚未建立，仲裁裁决的相互认可与执行仅限于商事领域，与现实延伸至民事领域不符，并缺乏单独认可程序。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司法协助实践远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也与日益加快的区域之间的经贸发展与合作需求不尽相称。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与时俱进，不断改进与完善已有的司法协助方面的制度性“安排”，如扩大安排协助的范围，正视管辖权问题，统一管辖权审查标准，避免管辖权冲突，解决内地判决的确定性问题，明确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的使用，构建民商事取证制度，弥补内地与香港在司法协助领域的空白，添加专门的认可制度，扩大司法协助的范围，认可与执行香港的临时仲裁，调整有关执行仲裁的程序，探讨立法和司法实践所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立法改进措施。

试论反倾销中的公共利益原则  

吴益民

2009, 16(6):  96-110. 

摘要 ( 10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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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利益原则创设了一种新的机制，向各国反倾销调查及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提供了一种更为理性的理念引导和更为成熟的模式示范。公共利益原则的致力方向是：反倾销以保护本国产业为出发点，而以社会整体福利最优化为落脚点，由此而达到反倾销效应的最优化。公共利益原则体现了反倾销法的一种发展趋势，加拿大等不少国家和欧盟及WTO先后在反倾销法中对公共利益原则加以考虑。我国立法对公共利益原则的确认，标志着我国反倾销制度在立法观念和立法技术上的进步，但由于已颁布施行的法律法规文件关于公共利益原则的规定比较原则，因而未能充分体现公共利益原则的价值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缺乏可操作性。为在我国反倾销中强化公共利益原则，建议：进一步完善反倾销法中的公共利益的制度规定，在反倾销调查中实施独立的公共利益审查，在反倾销应诉中重视公共利益的抗辩，健全利益评估与衡平机制。

文学研究

论马克思实践观形成的历史环境和具体规定性 ——兼评实践美学论者的一些观点  

马驰

2009, 16(6):  111-121. 

摘要 ( 1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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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将实践这一重要范畴引入美学，并依此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主要视点的美学流派，最重要的还是看其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诞生是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改造”和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积极“扬弃”的中介环节，他对实践范畴含义的理解及阐释，也经历了一个从唯心到唯物再到辩证唯物的成熟发展过程。马克思既看到了费尔巴哈比黑格尔正确的地方：唯物主义的感性对象性原则；又看到了黑格尔比费尔巴哈的深刻和高明之处：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作用，即人们通过意识和实践创造对象世界的主观能动作用。在继承黑格尔唯心主义劳动观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唯物辩证科学实践观。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其他中产阶级哲学实践观的根本区别点应当明确：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有着直接现实性；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有普遍性。进而可以总结其实践观至少具有如下具体规定：第一，实践是“革命的”活动；第二，实践是具有“批判意识”的活动；第三，实践是辩证的运动发展过程。基于以上论述认为，不能将存在论、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

语言学

论肯尼斯·伯克语言观中的术语视界  

姚喜明 王惠敏

2009, 16(6):  122-130. 

摘要 ( 1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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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克把语言看作人的象征行为。正是由于象征行为所构筑的象征系统，人类才得以构建一个复杂的语言信息传递系统，从而折射出自然、人类、社会等种种存在和关系。在语言这种象征行为中，每个词语都无不浸透着人类对自然、社会或自身的认识，包含着一个言语社团的价值观。位于语言边疆地带的术语，在不断地延展人类知识的同时也框定了人类的知识界限。伯克以戏剧主义语言观为基础提出的术语视界，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语言、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任何术语都是对现实某个方面的反映，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是对现实的背离，即在反映一个方面的同时也必然忽略另一个方面，在突出某种特征的同时也必然会隐去其他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语言活动构建的从来都是部分现实而不可能是全部的现实。但是，无论是对一个言语社团而言，还是对言语社团中的单一个体而言，术语视界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术语视界在越来越多的个体那里不断地变形——扩大、缩小、扭曲或者规整，整个言语社团的术语视界随之进行调整，又反过来影响到更多的个体。这个彼此孤立又联合的过程，维持了整个术语视界的相对稳定。在运用语言这个象征系统的时候，我们既不能像某些国家的媒体那样本末倒置，总是用他们标签式的语言来试图改造别人，也不能固步自封，一成不变，而是要在实践检验下，不断地丰富术语的内涵，多方位地反映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从而使人类的语言系统更清澈、更博大。

文学

改革时代与田园牧歌  ——谈历史语境中的《七个尖角阁的宅子》

尚晓进

2009, 16(6):  131-142. 

摘要 ( 8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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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撒尼尔·霍桑的第二部小说《七个尖角阁的宅子》并非一则简单的加尔文教道德寓言，在追溯品钦家族史的时候，作家有意将之置于更广阔的时空框架中加以观照，刻意凸显品钦家族与欧洲大陆、旧世界的关联。由此，作家以家族史的形式揭示了人类社会由农耕时代向现代资本主义模式转型的历史进程，再现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旧经济秩序解体和以阶级矛盾为核心的一系列时代问题。小说聚焦的是19世纪上半叶旨在疗治社会病症和设计理想社会的乌托邦改革运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了劳工矛盾、贫富差距、阶级冲突等时代问题。面对危机，改革者、文化批评家和知识阶层开始反思美国社会和经济秩序存在的问题，以寻求疗治和改革良方，史学家把1830—1850年间的20年称作改革时代。小说体现了作家对改革运动的回应和思考：如果说，霍尔格雷夫代言了改革者与历史决裂的信心，那么，克利福德火车之旅则让我们洞悉了19世纪灼亮的乌托邦幻象。然而，作家近乎虚无主义的哲学观决定了他的保守主义立场，不仅对改革的狂热投以审慎的、质疑的目光，而且，认为任何改革运动和乌托邦设计注定都是徒劳的。霍桑的保守主义使他最终在文本中转向田园牧歌传统，相对于南北战争前的美国社会而言，作家似乎更为怀念相对稳定的、和谐有序的田园景象以及封建等级制所依附的农耕社会模式，借助田园牧歌传统，作家在小说里召唤出一种不同阶级和平友爱相处的幻象，实践了一种幻想式的阶层融合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