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17年 第34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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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

企业家阶层新论

常修泽

2017, 34(3):  1-15. 

摘要 ( 5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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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是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家的“特质内涵”需要作出新的界定。作为“创建企业并担任经营管理职责的指挥者”， 企业家必须具有“创新”“情操”“复合经济人”等三合一的特质。这是新时代企业家的重要标志。在中国，企业家作为稀缺的社会资源，其整个阶层在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中肩负着重要使命。鉴于当前企业家在“预期”和“信心”方面存在某些问题，提出进一步培育企业家阶层、特别是“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采取提高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尊重度，切实保护企业家的产权、创新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建立社会容错和企业家自我纠错“双机制”等六点方略，以稳定企业家的社会预期，促进企业家队伍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

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16）

徐昕，黄艳好，汪小棠

2017, 34(3):  16-40. 

摘要 ( 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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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启动突破性试点。法院、检察院以四项基础性改革为轴心，继续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司法行政机关以律师制度改革和社区矫正立法为重点，继续加强律师监管，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受制于现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和司法系统内部既得利益者的阻隔，这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成效不彰。面对攻坚困局，应考虑把律师制度改革作为重要切入点之一，发挥律师在民主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律师兴，而促法治兴。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开展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法律思考

宋锡祥，朱柏燃

2017, 34(3):  41-59. 

摘要 ( 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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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不仅是我国实施“走出去”对外经济战略发展的必然，更彰显了我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和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大国风范。共建“一带一路”，亟待我国有效开展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目前，我国适用的实际联系原则过于狭隘，规定的专属管辖权范围较为宽泛，在解决平行诉讼问题上过分偏袒本国当事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事实互惠”以及现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显然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为此，结合当前“一带一路”之战略背景及现行立法与司法保障的现状，我国应优化完善相关司法制度，树立大国司法理念，主动淡化司法主权观念，缩小专属管辖范围等；同时，借鉴吸收国内外的先进做法，树立开放性思维和全球性战略，重视参与并推动国际规则的制定，夯实“一带一路”的国际政治基础，努力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
 

影视理论研究

华语电影概念的起源、发展和讨论——鲁晓鹏教授访谈录

鲁晓鹏，许维贤

2017, 34(3):  60-71. 

摘要 ( 8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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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语电影”概念不是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港台学界，而是更早出自20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书刊。它是当时华人创造的概念，用以寻求一种自主的华人电影论述方式。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本土电影导演和媒体报刊已普遍使用华语电影一词，当时新加坡已有华裔导演易水亲自拍摄使用普通话和华人方言的华语电影，易水也前后在当地报刊撰写有关华语电影的文章，引起了不少反响和讨论，之后他把这些文章和讨论结集出版成书。华语电影在当时的使用语境已类似当代华语电影的用法，即是一个复数的概念，既包含中国大陆和港台以及其他华人区域的中文电影，亦涵盖各地华人方言电影。当时新加坡、马来西亚华语电影提倡的“多种华语”是21世纪鲁晓鹏和叶月瑜提出的华语电影的先声。这不但为我们当代华语电影概念的生成深化提供了一个历史化的维度，也在厘清华语电影概念既不是美国中心主义，也不是中国中心主义的争论中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当下中国电影的类型重组与价值取向的错位

金丹元，田承龙

2017, 34(3):  72-80. 

摘要 ( 4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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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影产业化的当下，为应对市场的多重需求，由以往电影类型重组或转化而来的新类型电影不断涌现。然而，新事物往往也会伴随着新问题。从我国类型电影重组的时空和文化语境出发，进而分析和反思类型电影在重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弊端，同时对在电影类型重组过程中如何兼顾商业性、文化性和审美趣味，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挑战，又如何坚持正确的社会导向来抵御以好莱坞电影为首的外来文化的冲击等问题上，作出一些思考。
 

中国古典研究

《诗经·行露》之“家”与西周南申之立——移民婚恋和家庭形态的视角

邵杰

2017, 34(3):  81-92. 

摘要 ( 6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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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行露》的“家”是理解诗篇的关键。诗中男女所言之“家”，实有两个层面，一为婚姻关系之“家”，一为血缘关系之“家”。前者为男子告讼之着眼点，可知男女双方当有婚约而女子拒绝履行；后者为女子反驳的根据，可知男子应为离祖求婚，属于移民。此种情形，可与西周宣王时期申国的南迁取得对应。诗篇所叙，为南申移民之男与土著之女因婚恋不成而发生的诉讼，本质上是西周王朝经营南土战略而带来的移民婚恋问题。“家”的言说，映现了西周晚期婚姻之家取代亲缘之家，而成为家庭形态主流的趋势。

元代礼制中蒙汉因素的冲突与融合——以经筵为中心

刘舫

2017, 34(3):  93-103. 

摘要 ( 6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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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由蒙古人主政，继承了中原王朝经筵制度的基本形式。经筵通过《大学衍义》、《孝经》等汉文化内容，向蒙古统治者阐述礼乐文明的作用和意义。但由于缺乏汉文化学养和害怕丧失游牧民族本性，蒙元统治者仍然坚守本族礼俗，对《孝经》的推崇也出于以“忠”为孝的理解。同时，对汉臣制定的汉族礼制，蒙古人迟迟不能融入，使终元一朝的礼制始终带有明显的蒙古本位色彩。

国外人文社会科学

渴望虚拟空间：1990年代媒体艺术的技术想象

西蒙·佩尼 文，段似膺 译

2017, 34(3):  104-120. 

摘要 ( 4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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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是数字计算带着它的互动性、图形用户界面、互联网与万维网在文化中爆发的时期。“虚拟空间”与“虚拟性”这两个概念是架构90年代媒体艺术理论与实践的基础。然而，“虚拟空间”的概念本身是有缺陷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其内涵包括了处于快速变化中的各种技术，其中包括“增强现实”与“混合现实”向当代的普适计算范式的迅速转型，还涉及“永远在线”的移动计算、GPS追踪以及物联网等。这种复杂性还因为第一代数字艺术家与数字文化研究者在技术领域知识上的欠缺而被放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一直对笛卡尔的二元论持有一种未经反思的普遍信念，这种精神身体的二元论隐含在物质与信息（作为硬件与软件）的对立（修辞上的）中，使其在文化规范中得到强化。而艺术圈却一直持有一个不同的、“具身”的以及多样化的存在观，尽管极少诉诸文字或工程学上的方程式，这种存在观却以一种行动的、直接诉诸感官的艺术实践的方式得到了表达。这些复杂的文化力量共同造就了一个令人晕眩又困惑的话语混合体。在90年代的人机交互（HCI）领域，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并且作为哲学观念包袱的一部分参与了主流认知学范式的塑造，影响了技术发展及其相关的话语。而媒体艺术家们的独立研究由于兼具了传统“具身”式的艺术感知与计算式的抽象思维，正是厘清90年代的数字文化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技术与话语发展及“虚拟性”相关的问题，并构想相应的解决方案的独一无二的切入口。一般说来，这些独立研究要远远早于学术机构与商业公司。
 

管理学研究

国家与社会之间：工会双重治理机制研究

宋道雷

2017, 34(3):  121-133. 

摘要 ( 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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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工会主要有三种存在形式：社会性存在、国家性存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存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主要作为社会性存在，在社会治理场域作为社会性力量而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工会主要作为国家性存在，以群团组织身份作为国家治理力量而发挥重要的国家性功能；2011年以来，工会开启其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转型之路，在转型过程中，以B市总工会为代表的地方工会在存在形式方面，开始从国家性存在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存在转型，从而成为兼具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双重治理角色。B市总工会借助下设的WN基金会，通过体制性资源与公募的社会性资源开展公益项目，孵化社会组织，服务城市流动务工群体。工会同时服务于职工群体与非职工群体，成为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具有双重治理的重要存在形式。
 

语言学研究

语义理论的图示模式之认知#br# 解析与启示

谢之君，左克雨

2017, 34(3):  134-140. 

摘要 ( 5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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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纳·玻尔森将语言学家在语言研究中所画的图表看作图示隐喻。从他对“语义三角”的隐喻解释中可以看出，语言本身以及语言学研究中的许多本质特点，特别是对如何看待不同的语言学理论。而如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法和概念合成理论等的图示模式，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