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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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变化与选择——第64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理论综述

方栓喜,匡贤明,夏锋,倪建伟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1): 0-132.

摘要（2221）

当前，一场由次贷危机演化成的金融危机已经在全世界蔓延，并且已经导致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迹象。此时，又值我国处于改革开放30年，面临的国内国际经济、社会问题和环境有许多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步的改革如何走？如何在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的严峻时刻，针对新形势、新环境探索新的改革实践，化解危机，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目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于2008年11月1—2日在海口联合主办了“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变化与选择”国际论坛。邀请部分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迟福林、常修泽、张曙光、秦晖、倪红日、曹远征、汪玉凯、汤敏、左小蕾、沃尔夫刚·S·库恩等就“新阶段改革的趋势与目标”、“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宏观经济走势”、“新阶段的市场化改革”、“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等当前改革最突出、最急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讨和辩论。此次研讨对于我们思索今后的改革之路具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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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港台电影研究。论香港电影产业中的产业项目流变

赵卫防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1): 0-71.

摘要（2284）

项目管理的有关理论可用来分析香港电影在其产业发展史中的转折时期，如何以战略性的项目实施来引领其产业发展航道，获得可持续性战略优势，促使整体电影产业的发展。总括香港电影产业发展中的项目流变，《庄子试妻》项目开启了香港电影制片业；《郎归晚》项目使香港电影在失去内地市场后重新开启了新、马地区的市场，并引导了传统粤语片的再度复兴；《梁山伯与祝英台》项目使香港电影彻底占领了台湾市场，促使这一除内地外最大的国语片市场成为香港电影的主要市场之一；《七十二家房客》项目使香港电影的国、粤语片产业走向合流，形成了新的香港电影产业；《新龙门客栈》项目则又在香港电影的全胜时期再次叩开了内地市场的大门，为香港电影找到了新出路；“周星驰电影”项目不但屡屡成为低迷时期的救市之作，还将香港电影经济提升到了新的档次；新世纪之后的华语大片项目更是整合了全球华语电影力量，继李小龙电影后第二次掀起东方武侠电影的热潮，创立了华语动作片品牌，并从产业、技术和美学层面将华语电影和新全球电影成功对接。整体的项目流变是一种推动香港电影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的流变，是一种不断使其获得竞争优势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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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盗亦有道”到“春秋无义战”——香港“黑道”电影中的身份、价值和社会认同的演变

钟大丰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1): 0-71.

摘要（2775）

香港“黑道”电影是香港电影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作为商业类型电影而存在的香港“黑道”电影，在更大的意义上，并不是社会现实的简单反映，而是艺术家们对自己的社会理念和想像所进行的隐喻性表达。从20世纪80年代的“英雄片”，到90年代的“卧底片”，再到新世纪初的“交叉卧底片”——《无间道》系列以及更晚近的《黑社会》系列，香港“黑道”电影完成了由“盗亦有盗”到“春秋无义战”的基本转型，并经由传统中的“情义”到现实中的“利益”追求，诉说着“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与困惑。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黑道”电影与现实社会之间在某种意义上的同构关系，为香港“黑道”电影的阐释与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以及现实思考的深度。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香港电影中的“黑道”，其实并不是以一种完全负面意义的形象出现在香港类型电影中的。1980年代的“英雄片”作为最早得以表现黑道生活的现代电影类型而广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成功地将古装武侠片里的“侠义”精神巧妙地移植到对黑道生活的想像性表述之中。在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中，“侠以武犯禁”包含着复杂的价值建构机制。江湖道义、社会准则和法制伦理构成的复杂的认同与反叛的交织，形成弥补官方价值体系缺陷的一种另类价值认同体制，与官方伦理共同参与了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建构。当然，这一经典类型呈现的比较外在的价值取向在今天的香港“黑道”电影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盗亦有道”的独特价值认同方式和“正义战胜邪恶”的简单区分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已经被没有明显价值判断的“春秋无义战”所代替。但我们当然不能愚蠢地把它看作是简单的“礼崩乐坏”，而应当向更深刻的人性思考寻求答案。无论人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类影片在香港已经开始走出回归后经济文化的低谷，在港片越来越以大陆市场作为预期目标的今天，其出现决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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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元视野下的台湾电影研究

陈犀禾;王雁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1): 0-144.

摘要（2261）

对台湾电影的研究一直是大陆和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部分。台湾学者、大陆学者、海外学者对台湾电影研究的方向大致可分为史料整理、电影史建构、历史文化批评、艺术形式分析等。其中，台湾学者的研究主要偏向于历史文化经验的书写，大陆学者主要从电影艺术形式、美学特征方面对台湾电影进行探讨，而海外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后大多以台湾新电影作为研究的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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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塞尔关于知识明证性思想的逻辑演进

安道玉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1): 0-71.

摘要（1775）

胡塞尔的思想是以知识的确定性为中心而展开的。从知识明证性的学术地位和获得知识明证性的方法出发，能够充分探讨胡塞尔关于知识明证性的思想，可以看出胡塞尔的知识明证性思想是从个体明证性开始到主体间性，再到生活世界这样富有逻辑地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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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博客生存与人的主体性

周丽昀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1): 0-144.

摘要（3040）

博客已成为全球化时代显见的生存方式之一，引起书写、交流、传播等领域的变革。博客可以在“参与、分享、交流”中实现多元主体的自我确认，为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化时空，为个人发展提供多元主体性基础，塑造一种开放、有序、多元、自由的新个体形态，从而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一种可能的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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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命理念与多重意义世界的开显——生命哲学的价值观

陈伯海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1): 0-71.

摘要（2254）

看待世界有两种方式，即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应地，世界对于人也有两种存在，即事实性存在和价值性存在。由价值关系构成的世界，通常称之为意义世界。意义世界的成立以人的合目的性需求为根据，而人的自觉生命活动也总是为获取某种意义而进行着的。相对于人的存在方式的多样化，意义世界亦有着多重开显：在生存的层面反映为适与不适；在实践活动层面形成是非、善恶、功过的评判；在精神超越层面则显现为至真、至美、至善的价值追求。不同的意义世界构成了不同的人生境界，人生境界中蕴含着的生命理念是人的整个生活目标之所在。当今世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生命理念，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亦需要有某种共通性的生命理念。人类历史上生命理念范型的演进经历着由自然生命经自觉生命更向自由生命演化的过程。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当倡扬“和实生物，刚健有为”的精神，以确立自觉生命，归本自然生命，而又开启自由生命，并藉此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生命理念相互沟通，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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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天思：真理问题的描述论视域

王天思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1): 0-144.

摘要（2293）

在量子理论中，作为认识对象的不是某种类似宏观“物体”那样的实体，而是“量子事件”。认识对象变成一套初始条件和终止条件，使“真实性”概念大大虚化，一些量子物理学家因此不免深感真理在深渊之中。然而从描述的角度，我们却可以获得一个关于真理问题的新的视域。真理是通过实践所得到的主体发问和客体回应之间的确定性联系的描述。所谓确定性联系，简单说来就是在相同的情况下，都有同样的结果以一定的几率发生。从描述的角度看，认识才真正不仅涉及真理性，而且涉及合理性，由此可见人类认识真理性和合理性统一的真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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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品牌权益构成维度的层级模型研究

仓平;胡小红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1): 0-52.

摘要（1513）

品牌权益起始于消费者对某种品牌产品的知晓、联想以及质量认知，然后获得消费产品的效用，从而在意识中形成对某种品牌的忠诚度，最后传递给厂商形成品牌权益，实现厂商的利润。品牌权益的形成需要通过四个环节的相互作用来实现，但这种实现途径在认知上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产品认知阶段，第二个阶段对品牌权益的认知，有效的营销策略必定在品牌权益上具有促进作用，同时符合产品认知过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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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对商誉本质的重新认识

徐文丽;张敏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1): 0-144.

摘要（1665）

长期以来，商誉一直是个国际会计难题。基于实务处理的需要，现行商誉会计理论存在很大的误区，以至于偏离了商誉的本质。随着近年来国际并购浪潮的进一步掀起，商誉问题的影响范围及程度越来越广。通过对商誉的来源、构成要素及其特征的分析，我们认为，现行商誉会计理论存在的误区主要表现为：一是混淆商誉与外购商誉的概念；二是划分外购商誉和自创商誉有缺陷；三是忽略“超额盈利能力”的“超额”涵义。对此，我们重新认识的商誉本质应当是具有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完全可模仿性和不完全可替代性的特殊优异的无形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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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加入WTO后中国工业领域外资企业经营绩效研究上

于英川;李鹏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1): 0-52.

摘要（1805）

如何衡量我国不同地区及不同行业外资企业经营绩效的相对高低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通过选取各地区及行业内外资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利用双基点评价方法对这些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行了排名计算，计算结果显示：从地区来看，外商投资比重较大的省份，其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绩效在全国的排名并不绝对靠前，有些外商投资比重较小的省份，排名反而靠前；总体而言，东部沿海利用外商投资较多的省份排名相对靠前且较稳定，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绩效不够理想，大部分居于全国下游，中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绩效位居全国中游；广东、福建两省的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资产比重很大，但经营绩效的名次仅居全国中游；部分中西部省份如青海等的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经营绩效排名居全国上游；东部上海、天津、辽宁三省市的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绩效较差。从行业来看，通用设备制造业等6个行业的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绩效排名居于各行业前列且比较稳定；而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6个行业的名次处于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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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当代城市电影：历史的性格决定命运

吴小丽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1): 0-144.

摘要（1916）

中国当代城市电影是一个历史的特定的概念，是中国当下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它的发展走向是与中国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所呈现的由南而北的区域历程相一致的。当城市电影的创作由南粤而进入北京、西安等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内陆城市时，文本表现出人对现代都市的强烈的“震惊”体验，呈现出鲜明的“反城市化”创作特征。它无疑具有很大的社会认知价值，即便是在历史评判的尺度上，也是具有实质理性的。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具有自己特定历史内涵的中国当代城市电影，也就日益显示出其局限和落寞而逐渐走向了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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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上古文学制度论

饶龙隼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1): 0-144.

摘要（886）

文学制度是指文学活动在制度层面的形质表征，有观念形态和物质形制两个层面，包括创制精神、用象形制、概念范畴、文用形态、篇章体式、传写形式等具体内容，也就是说，文学制度是文学自身的规定性。文学制度的规定性是自生的、自性的、自足的、自适的、自化的。引入文学制度观念，可以拓展和深化中国文学研究，这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应该有特殊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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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南宋词人刘德秀小传辑补

钟振振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1): 0-144.

摘要（1334）

南宋词人刘德秀，《宋史》无传，清陆心源《宋史翼》亦未之补。《全宋词》刘氏小传因属草创，故较简略，兹辑补其未备者若干事：德秀自号退轩。曾任桂阳军学教授。孝宗淳熙十年，已知长沙县。十二年，已知湘潭县。约十五年至光宗绍熙元年，四川制置安抚使司参议官。三年八月，已知重庆府。此后，曾任大理寺主簿。五年七八月间，已任大理寺司直。五年八月至宁宗庆元元年四月，监察御史。元年四月至二年正月，行右正言。七月起，兼侍讲。至迟此年十月，阶官已至朝奉大夫。二年正月，除右谏议大夫。至迟此年十二月前，仍兼侍讲。三年二月，犹在右谏议大夫任。至迟此年七月，已官兵部尚书，仍兼侍讲。至迟此年八月，已官殿中少监、兵部尚书。四年四月，兵部尚书、兼实录院修撰。九月，吏部尚书，仍兼实录院修撰。五年七月，出知婺州，贴职已至宝文阁学士。六年，犹在婺州任。此后至嘉泰二年十一月前，龙图阁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知成都府。此后至开禧元年四月，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四月至九月，太中大夫、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爵郡公。以病乞去，九月，除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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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融海啸与中国经济

吴敬琏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1): 0-52.

摘要（2322）

这次金融海啸的性质是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世界金融体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危机，有以下三个层次的原因：（1）19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世界货币体系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2）美国经济储蓄率过低，向全世界举债来支持高消费水平；（3）美联储一直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松弛的金融监管支持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这就使美国经济，进而使世界金融体系中充满了虚拟财富的泡沫。局部泡沫的爆破，会触发整个体系的危机。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深深地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在前20年中，中国有效利用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储蓄不足的特点，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大量的出口需求弥补由粗放发展方式造成的消费需求不足，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然而，近年来出口导向政策未能及时作出调整，使外汇存底大量增加，而外汇占款大量增加和流动性泛滥使得中国金融体系中也出现了大量泡沫。
由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这场世界金融海啸主要在以下两方面对中国经济形成冲击：（1）金融海啸的冲击促使中国金融体系中的泡沫破灭，虚拟资产的消失造成流通性短缺和某些企业资金链断裂；（2）国际市场购买力下降造成中国出口订单的减少，使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加的危险增大。对此，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以应对。在国际上，应与各国通力协作，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同时通过共同的努力，构建新的世界金融体系。在国内方面，虽然短期政策的着力点可以放在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克服困难上，但是根本解决之道还是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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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

葛剑雄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2): 5-20.

摘要（1557）

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存在不受时间或空间限制的所谓“国民性”。但把“国民性”理解为一种地域文化，即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的人群的人文特点，应该说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意义上的“国民性”确是客观存在。对这些特点应该进行社会学的分析，而不能仅仅根据某些言谈或书面记录就轻易地下结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文特点的基础是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华夏诸族（汉族）而言，这集中反映在他们普遍持有的天下观、伦理观、义利观和宗教观上。如果要考察和讨论华夏诸族的所谓国民性而又不致过于空泛，不妨从这些观念入手作些具体分析。中国大体未变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农业社会使得这些观念能够长期延续，只是在外力冲击下才不得不发生种种变化。总之，变是一定会变的，却有主动被动、全面片面、深刻浮浅之别。三十年来的历史证明，只有积极认真的改革开放才能带来自觉和根本性的观念变革，使中国人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同时，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不但是完成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更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和组成部分。当我们对三十年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经验进行总结和理论阐述的时候，无疑更应该增强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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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鲍照“代”乐府体探析 ——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

葛晓音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2): 22-32.

摘要（1523）

《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是乐府创作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鲍照的代乐府虽然具有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基本特质和不少表现元素，但并非汉魏乐府的复旧。“代”字标示了他在传统基础上的创变。在《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或借旧题裁己意，或用新题代旧题，标示了鲍照拟乐府与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联系和区别。认识代乐府体所提供的考察角度，便于今人更清楚地看到鲍照对于汉魏古乐府传统和当时新兴乐府的不同，以及处理各种乐府体式的不同创作态度。鲍照的代乐府以五言为多，集中体现了他对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认识：第一，取题多用旧题，小部分自立新题；第二，鲍照的代乐府五言中有一部分吸取了汉乐府偏重叙事以及场景表现单一性的方式，通过某个人物、场景或者故事的设计，集中地抒发自己的感想；第三，多用比兴虽是汉魏古诗共同的表现特征，但鲍照有一部分乐府的比兴句式更接近汉乐府；第四，汉古诗和乐府好从人生感慨和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某些名理，富有训诫意味，鲍照也时有这类总结性的诗句；第五，鲍照的代乐府文气贯通流畅，虽然有些作品已不免俳偶铺陈，但没有两晋古诗的抽象议论，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大体能够保持汉魏乐府的语言风格。当然，鲍照的代乐府最关键的还是抒情视角的普世性，即无论其中包含了多少个人寄托，基本上仍是采用代言体以及与此相应的传统抒情主题：鲍照代乐府古题的抒情都是从普世性的感受出发，所以这些代乐府题的主题内容都不出于生死感叹、去乡远游、人情亲疏、离别相思、从军赴边、游览京洛等汉魏乐府的传统题目范围，没有具体而特定的事件或背景的交代，没有倾诉感情的具体对象，触发感叹的真实原因隐藏在巧妙的比兴以及那些虚构的人物和场景之中，个人特殊的思想矛盾若隐若现地寄寓在人们共同的感受之中。
总之，鲍照的代乐府反映了鲍照对于汉魏乐府的体式及其创作特征的深刻体认，为唐代乐府学习汉魏乐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在代乐府中的创变，特别是乐府古诗化的倾向，带来了乐府表现视角的变化，对于李白的古题乐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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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早期英国汉学家对唐诗英译的贡献

江岚罗时进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2): 33-42.

摘要（1675）

唐诗向英语世界的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为此事发端并奠定了基础的，是一批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员。传教士汉学家中首开唐诗英译先河的是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迄今所知最早的唐诗单篇英文译介，便见于1815年由广州东印度公司出版社出版的马礼逊译著《汉语原文英译（附注）》（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 Notes）。艾约瑟（Joseph Edkins）作为一位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对唐诗英译的贡献，在于他先后发表的两篇关于李白及其诗歌的论文。而在早期英国驻华外交官出生的汉学家中，戴维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翟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和弗莱彻（William John Bainbrigge Fletcher）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唐诗译介者。其中弗莱彻的《英译唐诗选》（Gems of Chinese Verse）是第一本断代唐诗英译著作，具有较高的传播影响。这些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在中国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精通汉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相当程度的研究和了解。他们的唐诗英文译本，虽然作品选择多非名篇，且瑕瑜互见，远未达到完美的境界，甚至有不少误读误解，但他们的努力，不仅体现了对唐诗这一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尊重与热爱，同时从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上推进了唐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西方文化视野的进程，使英语世界的文化探求者，可以借此约莫遥望到东方诗国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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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论九叶诗派——兼纪念袁可嘉先生

裴高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2): 43-54.

摘要（1482）

九叶诗派是著名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派。其诗歌创作将思想的深刻性与艺术表现的复杂性镕结为一，展示了很高的精神境界。诗人们从本质上透视和把握主客体世界，是其作品思想深刻性的坚实基础；而象征艺术手段的成功运用，又使其作品形态呈现丰富的新颖性。现实生活的刺激和教育，促使九叶诗人以入世精神从本体论上否定现代主义消极遁世的人生态度，使现代主义在中国发生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变异，从而奠定了这一诗派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为诗人兼诗歌理论家，袁可嘉的诗作鲜明体现了“人民本位”的文学思想，标示了诗人提出的“人的文学”的力度与高度，同时也说明了以多方面的社会体验与人生思考为背景和基础的“人的文学”应该并可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本文特设一节，以纪念前不久逝世的袁可嘉先生）。当然，在肯定九叶诗派思想艺术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它“深刻的片面性”（主要是缺乏辩证的思维和观照）这一弱点，而克服这一弱点将有利于推进和提升中国现代诗创作，有助于中国现代诗走上国际诗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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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论中国电影美学的特点与建构　

周斌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2): 55-67. DOI: 11

摘要（1676）

中国电影美学的建设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起步，并开始逐步拓展。虽然西方电影美学和中国电影美学在很多方面有相同之处，但由于文化背景和美学传统的差异，其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因此，中国电影美学的建构不应是西方电影美学的简单移植，而应在学习借鉴之基础上，有机地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和中国电影理论的传统，使之能更好地凸显出中国本土文化特色。为此，既要深入探讨电影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问题，不能忽略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关于电影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又要从理论上认真总结中国电影创作所积累的各种美学经验，并深入探讨其创作规律。同时，还要认真研究中国电影观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把握观众观影时的审美心理变化，分析那些能吸引和打动观众的优秀影片在美学上的成功之处，总结出其中的创作规律，并深入研究电影美感如何在观众（审美主体）和影片（审美客体）的融合统一中产生。随着接受美学的引入，观众的先在结构、期待视野及观众反应批评对电影创作的影响，也都构成了研究的内容。另外，中国电影美学的理论建构一方面需要从域外引进各种基础理论，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注重从中国文学艺术的美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充分重视已有的理论成果和学术积累，从而使中国电影美学与中国文化中的美学精神有机衔接起来，显示出更浓厚的东方色彩和本土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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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电影演员影像表演的美学价值

张仲年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2): 68-79.

摘要（1644）

一个世纪的各种探索已经证明，在影视诸多因素中，对观众最有吸引力的是演员，是明星。演员、明星对电影的重要性是因为“一部戏的永久价值却在于人物塑造”。目前数码高科技已经创造出“数字演员”。有人认为，把它运用于电影制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真人的电影表演，在理论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问题了。有的文章甚至更为激进地提出：应当考虑被拍摄对象从摄影机前面消失的问题了。这引人深思：高科技数字化的发展真的会取代电影演员的真人影像表演吗？两者之间的美学价值是相同的吗？演员真人的影像表演的美学价值究竟在哪里？表演的美学价值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演员本身；二是来自他创造的银幕形象。对于电影演员来说，影像呈现的人物与真人呈现的崇高，虚实结合，相互辉映，相得益彰。这种复合的美，数字演员永远不可能达到。电影银幕表演的美与表演的魅力，体现在六个字上：形、性、情、精、气、神。影像外部造型的美，数字演员完全可以取代。然而，演员影像美最重要的集中在脸部。这张脸一定要有魅力，要能充分表述语言无法表述的东西。眼睛能够把内心最隐秘的活动淋漓尽致地显露出来，恐怕现在还很难想像数字演员具有这样的双眼。性的吸引力是银幕吸引力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影像表演的长处就是电影导演或摄影千方百计地运用电影技术的手段，把真人的形和性的魅力放大，放大到恰到好处，会产生一种无法估量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很难相信数字演员能具有和引发性的魅力。最重要的是情感。人类具有很复杂、很深邃的情感。在时间流动中积累的人类细腻丰富、复杂多变的情感，其表现属于高级审美，很难想像可以用数字演员来表现。精、气、神除了指演员本人的内在素质外，主要指角色的创造。精、气、神都是角色性格的内核。精者，个性之精华。气者，人物之能量。神者，角色之灵魂。演技是重要审美对象之一。真人影像表演令人欣赏的是同一个演员能塑造不同个性的人物。受人尊崇的演员大抵一人千面，令人难忘。这更是数字演员望尘莫及的了。综上所述，电影演员影像表演的美学价值是数字演员无法达到，更无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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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底层”、“同性恋”、“泛自传” ——19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先锋策略研究

程波辛铁钢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2): 80-89.

摘要（1603）

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电影中的探索部分，在题材、观念、叙事、形式、风格等方面的特征，可以一同纳入“先锋策略”研究的整体视角中，最突出地表现为底层视角策略、以同性恋为代表的边缘文化策略、泛自传策略三个方面。底层视角策略是在用从回归平稳叙事状态的方式，带有创作主体的意识形态焦虑地关注和展现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从一种精英式的自恋视角或俯视视角的窠臼中跳脱出来，对边缘和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的加倍关注，力图采用平视的视角，对生活的原生态不加粉饰地、具体而非概念性地展示出来；同性恋电影通过同性恋亚文化或其他带有边缘性的亚文化在伦理接受和审美接受上的特殊性，营造了一个独立的带有黑匣子意味的社会群落，这个群落整体上具有自为的合法性以及“独立个体”的文化意味；而“泛自传策略”则是通过破除宏大叙事，用“纪录片风格”来展现“我”那些被压缩在扁平时空中的“个体生命经验”，以微观的个体的境遇和感受来折射那个和“我”相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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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绩效

张纯方平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2): 90-105.

摘要（1304）

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和政府关心与讨论的热门话题。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多，但研究的结论不尽相同，有些甚至相悖。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以及不同层面的持股结构等因素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为视角，提出了六个理论假设，并设以相应的回归模型，运用SAS软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了以下结论：1.由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倒U型关系，建议引导股权高度集中的公司的第一大股东降低其持股比例，或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其他相对持股较多的大股东，从而形成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多个大股东制衡的股权结构。同时对少数股权过于分散的民营上市公司，应适当提高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2.由机构投资者与公司绩效正相关的结论，建议培育非国有机构投资者包括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多种方式降低目前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过高的股权集中度，逐步形成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管理层、机构投资者及战略投资者互相监督的股权制衡局面。3.由高管持股比例与业绩正相关的结论，建议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实施适当的管理层股权激励来改善公司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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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顾客满意实证研究

魏农建唐久益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2): 106-120.

摘要（1347）

近年来，国外众多学者都在探索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意义。企业社会责任已经和战略、顾客购买行为、品牌、盈利能力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潜在影响力认识尚不深入，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性也不高。国外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对企业自身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要使中国企业更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除了让企业认识到社会责任对企业的作用和意义，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对顾客满意的影响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在市场营销实践中，企业已经充分认识到顾客满意对企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以及对长期企业利润和股东价值具有的深远影响。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关联，能够引导企业主动通过合适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把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
　　企业社会责任、顾客满意等概念所涉及的研究领域都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但论证两者间联系的实证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的基本思想、分析工具、尤其是指标体系充分借鉴现有文献提出的成果。大量文献综述为本研究的实证奠定了理论分析基础，而本文的实证研究对理论模型及假设进行了验证。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对顾客满意影响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包括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声誉、感知价值、顾客满意、顾客忠诚五个结构变量，强调了企业社会责任包含的三个维度。
　　研究基于上海牛乳行业的实证，从消费者的感知和评价着手，探索了企业社会责任对顾客满意的影响。根据消费者反馈的280份有效问卷，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回归分析检验了本研究的模型及假设。经过分析主要得到如下结论：在上海牛乳行业，企业对社区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对顾客的责任三个维度都会影响到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总体评价，但是重要性各不相同；企业社会责任对顾客满意及顾客忠诚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通过影响企业声誉和顾客感知价值，对顾客满意和顾客忠诚有显著的间接影响，且十分可观，从而为企业社会责任与顾客满意之间的联系搭建了新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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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思想的流动与法治的构造 ——从当代中国人文精神思想角度的思考

李瑜青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2): 121-131.

摘要（1474）

法律是在思想文化中流动的。人文精神思想的流动和张扬，推动法治由过去简单的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或以权力为本位，转向以人为本，主张和谐法治，体现了当代法治、社会公平要符合人文精神理念的要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人文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总是反映出一定社会人们对自身的尊严和价值的强调，形成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同时人文精神的内涵又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实现的，总和现实生活的种种问题交织在一起。从人文精神表现的文化内容而言，人文精神是对人自身价值加以肯定和张扬的道德范畴；人文精神可以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出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文明程度；在当代现实生活中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对物欲主义的批判和超越；同时人文精神问题又是在多重的文化矛盾中运行。人文精神的思想文化对法治、社会公平的价值在于：人文精神要求张扬正义与拷问人性，是法治、社会公平理论的逻辑起点；要求追问法的合理性，是法治、社会公平的思维工具；主张自由、平等、人权、公正等，表现的是法治、社会公平所需要的价值文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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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建立我国社会保障税的法律思考

倪才龙焦音凯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2): 132-144.

摘要（1332）

筹集充足的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改变传统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方式，在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税制度的过程中，逐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障人们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社会保障税是以纳税人的所得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它除了具有一般税收基本特征外，还具有累退性、专款专用性、有偿性、再分配性等明显有别于其他税种的特征。许多国家适合其国情的社会保障税的模式选择、在实施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和不断加以完善的做法以及社会保障研究，可资借鉴和参考。现在我国已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民众的社会保障意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准，相应的法治环境也已具备，这些都为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准备了条件。建立我国社会保障税，应当遵循权利与义务统一原则、税负合理原则、共同负担原则、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和专款专用原则。建议采用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项目型社会保障税模式，以这种模式来确认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宽免等基本要素。此外，为顺利建立和实施社会保障税制度，应当对我国现有的财政预算体系和所得税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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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理论思考——基于“人本体制论”的审视

常修泽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3): 5-20.

摘要（1684）

中国改革下一个３０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３０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３０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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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国三大区域现代信息服务业差异比较与融合发展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3): 21-28.

摘要（1346）

摘要：现代信息服务业作为横跨信息技术与服务内容所衍生出来的现代新兴服务业，正逐渐融入全球经济各个环节之中，它既是发达国家服务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也是发展中国家形成新产业体系的切入点之一。文章在分析国际上成功现代信息服务业融合创新的基础上，从区位指数、区域分工指数、竞争力指标、科研投入和创新能力五个方面，对我国三大经济区域的信息服务业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并通过比较得出：三大经济区域信息服务业发展，需要根据地方区域特色合理规划发展信息服务产业融合。长三角地区应重点发展以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等信息内容的服务创新中心，发展面向中小民营企业的信息服务支撑，发展城镇化惠民的泛在信息社会服务，发展新兴信息服务并逐步与国际接轨；京津冀地区应重点发展科技、文化、体育等知识信息服务创新中心，发展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生产型信息服务，发展国家级数据库信息服务产品，形成中国信息服务品牌与知识产权；泛珠三角地区应重点发展面向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信息服务创新中心，发展面向香港澳门等高增长行业信息服务，发展从资本运作到信息运作的市场化信息服务体系。三大区域间应加强产业融合与协同监管，减少信息服务创新风险与成本，将博大深厚的信息资源转制为科学决策的知识产品，形成强大中华文化在全球信息服务领域的整体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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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世界粮食安全变化趋势和预测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3): 29-36.

摘要（1132）

虽然全球经济出现持续增长和繁荣，但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不仅没有消除全球存在的饥饿现象，而且饥饿人口仍在不断攀升，粮食安全问题依然严峻。从现阶段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全球人口膨胀与饥饿和粮食安全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缓解贫困国家和地区的饥饿和营养不良，使贫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全球经济得到共同发展。发展中国家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首先必须解决面临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确保粮食安全。所以预测全球粮食产量（主要谷物的产量）、肉产量、蛋奶产量、水产品产量以及人口总量对于解决全球粮食安全，尤其是解决发展中国家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显得非常关键。文章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曲线拟合模型、指数函数模型、时间序列模型和灰色系统预测法为主的组合模型，对人口数量、耕地总量、谷物产量、肉产量、蛋奶产量、水产品产量等数据进行分析预测。结果显示，未来20年间，耕地、人口、谷物、肉类、牛奶、鸡蛋和水产品的总量都在增长，全球人均粮食总量将持续保持在355千克/人以上，与现在全球人均粮食占有量持平并略偏高，所以未来发生全球性的粮食危机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全球膳食结构可能会更合理，人均摄入动物类蛋白质将会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会显著提高。虽然全球性粮食危机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局部地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北部非洲和远东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此外，还要警惕生物能源的发展带来的相对粮食不足和相对耕地的减少，引致粮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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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3): 37-50.

摘要（2378）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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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3): 51-73.

摘要（1666）

“文学是什么”是在确立“某种东西是文学”的观念之后对文学所作的系统解说，但文学观念的确立受到时代与地域的严重制约；而“什么是文学”则意在追问：在任何以语言为工具的言说方式之中，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学——它要求对文学作一纯粹先天的判断。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样具有交流与传达的基本功能。根据交流与传达的基本要素，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天普遍法则：(1)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形容，而以警拔脱俗为上。(2)说不易说，必然是铺陈描述，而以尽而不汙为上。(3)说不能说，必然是隐晦含蓄，而以微而能显为上。(4)说不屑说，必然是绚文巧饰，而以夸而中节为上。文学不是非功利的，根据文学的言说动机，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验范畴体系。而文学范畴内部的概念中介性是文学逻辑演变的内在根据。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言说，所谓“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缺乏学理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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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论韦勒克的文学史观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3): 74-87.

摘要（1649）

自从出现文学史这种记载文学发生和发展变化的史书体裁以来，国内外各类文学史著作数量之多编写体例之杂芜、混乱已非同一般。但文学史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史书，其性质、写作方法等如何，仍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至今对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撰写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有人甚至奉为圭皋。该书从不同的侧面详细探讨了文学史的性质、文学史的写作方法等，在阐明自己文学史观的同时并指出了某些已有的文学史观的错误。韦勒克文学史观的理论继承了艾略特所开创的那种从历史的维度、宏观且动态地考察文学作品的传统，而且就其理论的本质而言，他的包括文学价值观在内的一整套文学史观，就是在综合了艾略特与兰瑟姆的本体论诗学和艾略特的“有机整体观”以及“非个性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并发扬光大的。从这一观点出发，韦勒克构建了自己的文学史框架：文学史是在对文学这种意向性存在的“经验客体”进行的批评中，归纳或“提炼”出表达“决定性结构”或价值体系（包括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的文学理论，然后在此理论的指导下，以文学系统内的、“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的前后逻辑关系，在综合通过读者、批评家等人头脑的文学批评的基础上，构成文学史的写作框架。当然，韦勒克文学史观也有其自身的缺陷：首先，从总体上看，韦勒克对文学存在的认识是偏颇的；其次，韦勒克的文学史观中其实还杂糅了阐释学和新历史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最后，韦勒克的文学进化观也是值得商榷的。韦勒克的文学史观说到底，其实还是坚持对文学内部的研究，而不是与其相关的历史的、社会的、思想史的或心理等背景的研究，没有超出“新批评”对文学的认知范围。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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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会与主体性：中国情节剧的政治经济学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3): 88-99.

摘要（1835）

学界对于中国电影创作的研究，常常不可避免地会以片中人物（“自我”）与其所处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分析作为逻辑起点。学者们认为电影情节中的戏剧性关联从本质上能够反映出意识形态现实，这种例证在中国当代电影中比比皆是。而中国电影创作中常常贯穿、延续着新中国成立前儒家传统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性问题，也恰恰是这种连续性和矛盾性开启了影片中自我、家庭、工作岗位以及国家——这些关涉社会整体性想像的各个基本方面之间的关系。从这些理论前提入手，本文试图讨论中国电影中最为错综复杂且激动人心的流行叙事样式，这一样式体现出传统的社会道德体系与新兴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妥协，进而清楚有力地阐明处在两者夹缝之间的故事中的人物情感矛盾与情节冲突所能企及的范围与表现力度。这一叙事样式正是在西方早已广为人知的“情节剧”。由于这一分类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类型电影体系，所以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有必要进行一些理论观念的跨文化平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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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谢晋：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艺术高峰上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3): 100-108.

摘要（1631）

作为中国电影第三代导演的代表，谢晋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谢晋电影创作的三个阶段均有其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影片体现了中国电影伦理情节剧传统的最高成就。这一传统采用现实主义电影叙事手段，用戏剧性、典型化的方法基本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编制故事。从《孤儿救祖记》、《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到谢晋的电影，都体现了这一被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电影传统。谢晋电影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有如下特点：其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女性，且其起点比较低。这个女性从家庭里跑出来，成为孤独无助的人，找不到理想和出路。而就在这个时候，她会遇到一个比她更成熟、更年长的男性。这个男性一般都是革命理想的象征，他会帮助她去克服种种困难，使她从孤独无助的状态中得以解脱，从而渡过危机，超越自我，最后进入到一个革命大家庭当中去。在谢晋电影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其影片的故事模式发生了变化，往往是某个男性主人公被冤屈，被打成“右派”，或被流放，受到社会排斥；最后影片中最漂亮、最善良的女人却喜欢上这个被排斥的男人，最终用家的温暖、用女性的温暖和情感的温暖去抚慰他被集体所排斥时产生的创伤。第三阶段的谢晋电影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困惑的挣扎状态，而这一阶段同时也伴随着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终结。谢晋电影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其实已经基本结束，虽然他自己还是非常努力地做了很多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无法真正让电影回到大众生活当中去，因为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谢晋电影，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没有观众，所以这个时期他逐渐退出了电影的中心舞台。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永远都是高峰，但谢晋电影在两个时代都是高峰。从1949年到1976年，他是那个时代电影的杰出代表之一。如果说有的艺术家是超前时代的话，那么谢晋就是一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他更多地把传统、西方、当代结合到一起，一直保持和时代同步，成为中国主流电影30年的代表。谢晋是谢晋时代的高峰，而且也是中国电影黄金时代不可逾越的经典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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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新时期谢晋通俗剧电影中的空间性与主体性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3): 109-126.

摘要（1622）

通过对中国社会文化秩序中重要的象征区分在古典小说、戏剧、批评话语和通俗剧电影叙事中的具体体现以及这些象征区分和表述在社会主体构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探讨,我们可以对谢晋新时期通俗剧电影中观影主体的文本建构所涉及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在一系列广受观众欢迎的电影文本中的空间置换、价值和意义转变进行深入的分析。通过社会文化和政治空间分析的方法来厘清谢晋新时期通俗剧叙事与中国传统通俗剧叙事范式和特定时代政治化通俗剧叙事范式之间复杂的互文关系，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谢晋新时期通俗剧电影在促进社会政治文化转型中所起的作用。论文重点分析了谢晋对以阴阳、虚实、二元对立结构为特点的中国叙事范式的运用，他对敏感的政治话题和个人政治身份问题的通俗剧式的表述和他运用镜头语言和场面调度对男女主人公社会关系和政治身份进行重新界定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文化功能。这种政治身份的重新界定是在两种主导性通俗剧叙事范式之间基于伦理政治的复杂而又有限的话语空间中运作的。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空间符码不仅为女性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与主导性权力机构进行政治协商提供语义参照系和叙事表意模式，而且在调解社会矛盾、化解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促进社会政治文化转型和构建新型观影主体方面均起到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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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电子政务中电子文件信息安全探析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3): 127-134.

摘要（1232）

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电子政务已被世界各国列为优先发展的战略项目。电子政务的发展是建立在信息安全基础之上的，而电子文件信息安全又是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的重要内容。电子文件信息安全是指对电子文件信息内容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控性和不可否认性进行的安全保护。电子文件信息的非人工直读性、系统依赖性、信息与特定载体之间的可分离性、信息的可变性、信息存储的高密度性、多种媒体信息的集成性以及信息的可操作性等特性，使得电子文件内容信息的安全性难以保障，也使电子文件的凭证作用遭到人们的质疑；同时还存在载体和软硬件设备完好无损而电子文件信息内容无法读出的可能和保存的电子文件信息因遭黑客侵扰、计算机病毒破坏而丢失或损坏的危险。为此，需要加强对电子文件信息安全的保护，防止电子文件信息被非法变更与破坏。应该在分析电子政务中影响电子文件信息安全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从技术手段、管理方法和法律法规三个方面探讨保障电子文件安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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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论电子时代档案信息资源利用的新特点——利用者的视角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3): 135-144.

摘要（1124）

从利用者的视角观察，当下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利用有下列新特点：其一，档案利用领域社会化，政务查考、科学研究、编史修志、民众生活等社会各方面大量利用档案；其二，档案利用需求立体化，档案学术利用、实际利用、普遍利用、休闲利用并举；其三，档案利用主体全面化，除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外，公民个人利用档案呈上升趋势，境外利用者也日渐增多；其四，档案利用客体多样化，既有历史档案利用，也有现行文件利用，更有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其五，档案利用依据法规化，档案法律法规对档案开放的时限、范围，档案利用的原则、程序，档案公布的形式、权限，档案利用者的权利和义务等作的明确规定，为保障档案利用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依据；其六，档案利用方式科学化，表现为档案利用者理念的科学化，所获档案信息的真实化，利用途径的多样化；其七，档案利用手段的现代化，计算机网络为远程的档案利用提供了技术手段，档案馆数字化、信息化建设、档案网站建设，为档案利用者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化档案信息资源。上述档案利用的新特点均表现为一个逐步显现的过程；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变革，档案信息资源利用的特点也将更加多元化。认识和运用档案利用出现的新特点及其规律，对于做好档案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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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论社会矛盾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4): 5-19.

摘要（1382）

摘要：近一二十年，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水准的提高，加剧了城市病的爆发，尤其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社会矛盾呈现出多发、复杂的局面。社会矛盾的多发与激化，提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代价和成本。能不能用高超的社会管理来减弱经济危机的强度，加快走出经济危机的步伐，这就要看我们化解社会矛盾的本领了。在新形势下，大量的社会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的矛盾，在性质上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公权与私权的矛盾，是公民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按深层次的原因分类，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有贫富矛盾、官民矛盾、政社矛盾和文化矛盾。这些矛盾呈现出以下十个特点：（1）从成因上看，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多因性；（2）从形成过程来看，具有突发性、敏捷性；（3）从规模上看，有增大的趋势，富有超大群体性；（4）从组织性上看，具有严密性；（5）从烈度上看，呈现出暴力化倾向；（6）从手段上看，出现智能化倾向；（7）从化解历程上看，具有持久性；（8）从波及面上看，具有全球性；（9）从后果上看，具有危险性；（10）从周期性上看，具有间歇性、阶段性、专题性。要化解社会矛盾，必须是多种手段并用，法律的、政策的、经济的、行政的、道德的、宗教的，包括乡规民约等等。更重要的是，要用改革的精神，重新学习化解社会矛盾的方法：（1）学会做群众工作、学会做社会工作。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在新形势下，不但要重新强调，而且要有新发展。一是要端正群众观点，解决好把群众摆在什么位置上的大问题。二是要深入了解群众。要“理顺社会情绪”，必须先要了解社会情绪。只有摸到群众的心窝，做起工作来才能对症下药。三是要用群众的语言做群众工作，跟群众交流。四是充分运用群众组织。要视群众组织为得力伙伴，为可靠的诤友，在化解社会矛盾时让群众组织打头阵。五是运用社会学理论。有理论指导事半功倍。（2）学会用大讨论来化解社会矛盾。讨论可以充分地比较、鉴别、辩论，实行时可以兴利除弊，充分提高化解矛盾的效率。（3）学会用大调解来化解社会矛盾。要有一支热心于调解的队伍；要形成一个有经有纬的、有核心有外围的调解网络；调解必须形成制度；要不断改进调解的方法。和谐社会并非无矛盾社会，甚至也不是无冲突社会。矛盾是普遍的。矛盾的双方产生、化解、结合，这就是社会演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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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冲突、困境、反思：社区治理基本主体与公民社会构建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4): 20-31.

摘要（1301）

　　摘要：目前，在社区治理基本主体结构中，不仅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的关系是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聚焦所在，而且同属居民自治组织的业主委员会与居委会之间的磨擦和纠纷也风生云起。从业主委员会而论，存在着业主大会召开难，业主委员会筹建难、正常运作难、司法维权难等“五大难”问题。从物业公司而言，不仅有服务质量与态度皆差的问题，而且其问题之多，已被报刊等媒体称之为“泛滥成灾”、“触目惊心”、“混乱不堪”。调查显示上海有九成业主既不满业主委员会现状，更不满物业管理。从居委会来看，其组织的职业化、科层化、行政化趋向，不仅使自身应具有的自治功能难以展现，而且作为行政权力代理人的“错位”角色，也使社区治理与民主发展的组织载体陷入紧张与不协调的困境。而在现实体制下的一些政府部门，在反映城市基层社会权力深层秩序的博弈中，行政强权始终是公民社会构建严重滞后的症结与“瓶颈”。通过对近年来上海市社区治理基本结构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与困境的经验研究和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社区治理由于受到市场话语权和制度性因素的结构性约束，政府追求社会治理的理想目标与现实体制与制度的张力存在冲突，这使社区建设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当下社区治理不仅存在驱动力不足的困境，而且更重要的是应变革路径，必须对社区治理的基层主体进行制度配套、体制改革、结构调整、机制创新、资源整合以及角色与功能重新定位，必须对制度、机制和观念层面有实质性突破与创新，否则社区治理实践的前景将充满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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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社区自组织视野下的社区调解能力提升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 (4): 32-39.

摘要（1285）

　　摘要：当前社区调解制度面临着诸多困境，现有的制度改进思路未充分意识到原有解决机制衰弱的深层原因，在具体措施上必然流于泛泛，不但不能提高调解的能力与效率，反而使调解失去非正式、灵活机动的民间特征。社区调解制度能力的提升有赖于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实现，应在社区自组织的理论视野下进行基础性的制度创新。首先，应大力加强社区自组织建设，构建和谐社区。比如调整现有的社区发展思路，通过政策来引导社区自组织能力的培养；从法律上确保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以形成自组织的结构体系；加强社区居民的互动、交流与协商，以培养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以及减少社区居民间的关系距离，积极发挥小区作为集居地的作用，引导创建新的“城市村落”。其次，完善调解的立法，尊重社区的自我组织、自我教育与自我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社区的自治力。应该考虑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系统规定有关调解的事项，并承认社区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尽快建立社区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协调机制，同时立法将社区调解协议与法院强制执行结合起来，使社区调解得到国家公权的有力支撑。最后，要真正落实社区的自组织机制，大力实现社区公开、平等、民主的选举，让居委会及社区调解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有群众性、有代表性的自治组织。
举，也可以是居民代表选举，有条件的更应该是居民直接选举。因为只有实现真正的选举，党支部、居委会才能获得合法的资格与认同，也才能产生有代表性、有权威性的调解委员会，社区调解能力才能得到提升。在这方面，当前主要还是规范选举中的党和政府行为，减少干预选举的他组织现象，使原来“代替”、“包办”社区居民当家作主，转变为“帮助、组织和支持”社区居民自主地当家作主，转变为对自治选举过程的规范与监督上来，从而把那些真正在社区居民心中有威信、有地位、作风正、懂法律的人选到社区调解委员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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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1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