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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7年 第34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17-11-15
    中国问题
    商业模式视角下的“信息/数据”产权
    胡凌
    2017, 34(6):  1-14. 
    摘要 ( 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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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的兴起带来了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一种被称为“新经济”的信息产业模式也随之发展。目前互联网的各个层面都围绕着信息的生产、聚合、搜集、加工、储存、处理、消费而展开。普通网民和信息消费者可以从网上获取大量免费的信息服务,而这些信息在前互联网时代往往需要付费才能得到。信息权属问题的产生以及适应新经济模式过程的实质是,传统的著作权和人格权都阻碍了海量信息自由流动,有必要重新对信息权属进行解释,使之不再是一种对抗性的权利,而是需要被内化为内生性的、便利信息使用的权利。

    数据保护的三重进路#br# ——评新浪微博诉脉脉不正当竞争案
    许可
    2017, 34(6):  15-27. 
    摘要 ( 3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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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将“数据”纳入“民事权利”一章,但其法律定位和保护方式远未明确。中国数据不正当竞争第一案——新浪微博诉脉脉不正当竞争案展示出两造及法院对于用户数据的不同理解。在商业秘密、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和数据财产化的三重数据保护进路中,数据权的设计不但能为数据提供最佳保障,而且通过与个人信息权的折冲与调和,最终促成一套可预期性和灵活性兼备的数据保护制度。

    个人信息的身份识别标准
    岳林
    2017, 34(6):  28-41. 
    摘要 ( 5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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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时代,世界各国主要通过传统的隐私法以及新兴的个人信息法来规制个人信息利益。隐私法和个人信息法承担着不同的制度功能,但都以个人信息为主要规制对象。法律适用需要明确个人信息的概念与范围,而身份识别标准被各国隐私法和个人信息法普遍采纳。但是,随着技术进步以及社会变迁,身份识别标准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需要。特别是一些通过信息化手段实施的侵扰行为,即便不涉及身份识别,也应当受到隐私法或者个人信息法的规制。

    影视理论研究
    父亲的面具:《千里走单骑》的#br# 文化底蕴
    林少雄
    2017, 34(6):  42-54. 
    摘要 ( 5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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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艺谋的电影基本上在两个向度上进行思考与探索:一是起源于女阴文化崇拜、以土地为意象的女性文化传统向度;一是起源于男根文化崇拜、以“祖(且)”为意象的男性文化传统向度。张艺谋电影依此两个向度形成了其影像母题的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侧重于对女性的关注,具体表现为对女儿性与母性的讴歌、赞美,对妻性的否定与怀疑以及由此带来的妻性的缺席;后期主要表现为对男性的关注,具体表现为男儿性的悬置,对父性的否定、质疑与对夫性的怀疑,在深层文化观念上,表现出以先祖敬仰为特征的男根崇拜。这两个不同的向度或视阈,在张艺谋《千里走单骑》的影像层面不断延续,并通过如下几个维度得以呈现:通过先祖崇拜及父亲的正面形象塑造,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通过云南地方戏曲傩戏及其面具的展示寻求到了中国社会民俗文化的外在表征;通过独具匠心的画面摄影展现了现代技术文化的特殊语境;通过与日本演员及主创人员的全面合作,将中国文化的个案放入整个东方文化的视野进行观照。这几个方面在《千里走单骑》中又一次交合际会,不仅体现张艺谋艺术理念、审美视阈、技术思考、个人记忆的强势回归,也标志着张艺谋电影由外爆、外放、外散向内缩、内敛、内忍的转型。

    电影类型与叙事冲突#br# ——《追捕》和《千里走单骑》跨类型比较
    周学麟
    2017, 34(6):  55-63. 
    摘要 ( 5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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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电影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离不开叙事矛盾冲突的建立、发展和消解。日本电影《追捕》(1976)和中国电影《千里走单骑》(2006)摄制间隔30年,风格、类型各异,推动叙事发展冲突性质及消弭冲突的方式也大相径庭。前者叙事直面社会矛盾,构建个人与社会间二元对立;影片以悬疑惊悚类型为载体,批判物质主义泛滥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社会健康肌肤的侵蚀。后者引发主要叙事冲突的是个体间由于缺乏沟通而产生的疏离关系;影片以文艺类型片为载体,将叙事冲突的建构和消解置于跨国文化视域中,聚焦反思21世纪初商品大潮冲击下中国社会传统人际关系的尴尬处境。通过对两部影片的跨类型分析,它们表述了相同的主题,都呼唤用宽容和信任重塑因之而异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中国古典研究
    《移书让太常博士》的文学价值与#br# 经学史意义
    龙文玲
    2017, 34(6):  64-78. 
    摘要 ( 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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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于汉哀帝建平元年的《移书让太常博士》,与当时的《易》学通变思想有关,与修习《左传》等古文经的学术风气有关。通变观念和古文经修习风气,为此文提供了思想资料和情感基础。作为移体文章,《移》文对今文经学保守壁垒的批判,给经学界带来巨大冲击,对汉代经学转型乃至在整个经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从新出史料看先秦“采诗观风”制度
    胡宁
    2017, 34(6):  79-93. 
    摘要 ( 5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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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土简牍《孔子诗论》、《采风曲目》提供了重新审视“采诗观风”制度的新材料,提示这一制度在先秦时期确实存在。对民歌的采集和整理,是官方音乐机构的常规工作,尽管具体程式未必与汉代人描述的完全一样。所“采”所“观”,首要的是乐曲,其次才是歌词。乐曲要经过加工,以符合雅乐规范和礼仪,但加工改造在原曲基础上进行,故而音乐的地方风格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经过贵族的简择和修改,歌词“知得失,自考正”的政治寓意也更加凸显,并在后来的儒家思想发展中得到强化。

    政治学研究
    中国政府形象对政府信任的影响#br# ——基于CSS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沈瑞英,周霓羽
    2017, 34(6):  94-103. 
    摘要 ( 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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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信任是衡量政府形象的关键指标。政府形象的塑造和公民对政府信任的考量是当前学界和中国政府研究的热点话题。从已有文献和实证研究来看,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国内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水平均呈现逐渐下降趋势;随着互联网等新兴媒介的参与,政府形象日益透明化、具体化,政府施政过程和所得结果的现实表现与公众的期望阈值之间的落差加大了公众对政府不信任的程度。依据归因理论和晕轮效应解释政府形象与公众对政府信任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更清楚地把握提升政府信任度,完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选取政府形象人格化代表的公职人员为基准测量单位,通过CSS2013问卷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观察到政府形象与政府信任具有极强的积极正相关关系。

    符号学研究
    指示性是符号的第一性
    赵毅衡
    2017, 34(6):  104-113. 
    摘要 ( 6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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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哲学符号学的讨论中,符号与对象的指示性关联具有特殊的地位,虽然它在皮尔斯的体系中被列为“第二位”的符号,实际上它却是最基本的、最原初的意义关系,是皮尔斯的三种理据中最先验的,可以不卷入经验就产生意指。从与动物的对比,与幼儿的意义行为对照以及指示词语的作用方式三个方面可以证明符号的原初理据性。皮尔斯的三种理据性顺序说符号表意的“第一性”是像似性,这个论点可以商榷。

    论先验意识的指示性框架及作为#br# 第二性的指示性:兼与赵毅衡商榷
    彭佳,刘玲
    2017, 34(6):  114-124. 
    摘要 ( 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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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性作为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实在关系,具有因果性、空间性、关系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得它成为由第一位、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先验部分所共同构成的先验意识之框架的指导,引导着整体的先验意识进行符号现象的认知活动。然而,在实际的符号过程中,指示性仍然是第二性的,是在作为第一性的像似性之获得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点在生物符号活动中尤为明显。

    法学研究
    明中期武职犯罪的审理程序#br# ——以《皇明条法事类纂》为中心
    徐望
    2017, 34(6):  125-140. 
    摘要 ( 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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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明初相比,成化弘治年间武职犯罪的审理程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涉及现实与祖制的冲突,原告军民、被告武职与司法审判官员等多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以及文官权力在司法监察领域的扩张及其内部的权力划分等诸多问题,且主要通过条例的制定与修改来实现。《皇明条法事类纂》记载了大量与武职犯罪相关的条例,对研究的开展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