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5): 5-17.

摘要 ( 15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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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六十年。六十年间，中国电影和这个国家一齐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转折。电影当然是一种娱乐和休闲的形式，但它也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想像，是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的文化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刻，回顾电影发展的六十年是对于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的“大历史”进程的反思和探讨的一部分，也是对于中国的认同建构重要部分的重新认知。从“公民身份”建构的角度对中国电影六十年发展历程进行简单回顾，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思考的角度和空间，而通过对电影发展六十年的轨迹的分析可以发现和思考“中国梦”的轨迹。六十年来中国电影的道路正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一部分，在中国认同的创造中，电影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影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的认同的创造，也直接参与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电影的发展之间相互扣连及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它与“中国梦”展开的过程的关系是异常紧密的。中国电影六十年的历程有一个贯穿其中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公民身份的建构和转变的历程，也就是确立“公民”和“消费者”的同一，“英雄”与“凡人”的同一的进程，这也是一个“中国梦”展开的过程。

论本雅明对现代电影理论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兼涉对超越本雅明的思考

2009, 16(5): 18-29.

摘要 ( 1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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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来一批电影学研究者，特别是米莲姆·汉森、李欧梵、张英进、张真等人对本雅明理论的援引和借鉴中，我们可以发现，本雅明有关电影和大众文化的论述对现代电影理论有着相当的渗透性。本雅明理论对现代电影理论的确有着极为重要的当下意义，目前我们对其发掘还远远不够。同时本雅明也有他个人的和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将本雅明对现代电影理论的贡献进行一番梳理，并对其言说中的矛盾之处做出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应如何结合当前具体语境进一步超越本雅明，从而为拓展当下电影研究的视野提供一种参照。本雅明从学理上强调了电影的商品属性，将商品性上升到电影的本体层面作出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同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经典电影理论的对抗；本雅明所提出的“废墟”主题在后现代影像文本中的集中呈现体现了本雅明对现代文化、现代电影理论的超前预见。本雅明虽主张电影的商品化，但他反对资本对电影的控制，因此他推荐明显同电影的商品性相抵牾的前苏联电影经验，这就形成了本雅明电影商品化理论中的悖论。电影既然作为商品，就避免不了被资本所控制，但电影创作又不同于普通的商品生产，它是由编剧、导演、摄影师和演员等诸多方面的人员共同参与的一项复杂的精神性劳动，资本控制不了每一个具有能动性的电影生产者个体的精神，这就为电影生产者冲破资本的控制、挑战商品拜物教意识形态提供了多种可能。因此，电影的政治功能可以通过进步的电影人在电影商业机制内部得以体现。另外，本雅明虽然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电影等大众文化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精英知识分子身份的固有规定性，又使本雅明的言说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由此产生的消解意义、碎片化、平面化等文化现象的焦虑，这反映了本雅明对大众文化态度的游移。在全球化、多元化的当下语境中，本雅明曾经面临的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等严格的二元对立已经基本被超越，东方文化的崛起为我们走出本雅明曾经面临的困境提供了一种途径，中国文化中的庄、禅哲学完全可以为解决本雅明乃至西方后现代理论家们无法解决的文化难题提供一种参照。

商业与精英的两极 ——从冯小刚、姜文试论中国电影雅俗共赏之“殊途同归”

2009, 16(5): 30-47.

摘要 ( 14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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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姜文作品是世纪之交中国电影最具代表性的影像实践，前者的草根心态、话语狂欢表现出当代中国电影所罕有的市民气质，但冯氏想像抚慰、调侃语调的自我解构表达方式，使得其电影的怀疑精神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呈现出虚无主义与现代犬儒式的人生态度；姜文以一种近乎“偏执”的艺术精神在工业化浪潮下追求“经典”与“不朽”，成为《黄土地》以来中国人文/艺术电影最执着的“灵魂叩问者”。他怀抱“古典”电影艺术观，认为电影的思想艺术性是在拍摄过程中慢慢“生长”出来的，其间的意外、磨难、痛苦决定影片最终可能呈现出任何形态，但唯独不可能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产品。尽管冯小刚对商业元素的极致操作和姜文视艺术性为最高目标的努力并未达到各自的最佳状态，但他们的作品还是构成中国电影引人注目的“两极”探索，有望为已进退失据的中国电影提供一条摆脱“好莱坞效应”的本土化之路。

《南京！南京！》的创作与接受”研讨会综述

2009, 16(5): 40-47.

摘要 ( 12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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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大学影视与文学创作批评中心组织的“《南京！南京！》的创作与接受”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大学的教授们与该片导演陆川从社会文化及电影史等多个角度，对影片创作与接受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进行了畅所欲言的探讨和交流。石川、陈犀禾、葛红兵等教授认为，影片所采用的多重角度叙事，一方面突破了中国抗战题材影片传统的叙事模式，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们的观影困境，创作与接受之间的尴尬和争议由此产生。曲春景教授指出，“反法西斯” 环节的缺失是影片创作与接受之间出现错位的主要原因，反法西斯维度的建立是反思战争的前提。金丹元教授、程波和葛颖副教授、黄望莉和陈晓达老师以及影视学院的研究生们从电影的叙事立场与中国观众的观影心理的角度探讨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葛红兵教授、刘海波和聂伟副教授还谈到了导演陆川对同类影片的超越，认为该片超越了中国以往同类题材的影片。陆川导演针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导演阐述，认为将“小概率的日本人与普遍意义的中国人”并置，“是对创作的一种不公平”；所谓表现“日本人的忏悔”是一种误读。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与跨学科研究

2009, 16(5): 48-62.

摘要 ( 2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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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是世界上最具权威、最负盛名的科学奖项。国内外学者对这一奖项的研究方兴未艾，从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对其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从科学哲学的视角，或者说主要从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紧密联系和结合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所提供的翔实丰富的思想资料，阐释至关重要的“跨学科”概念，追溯跨学科理念确立的简要历程，指出跨学科研究本质上是突破学科之间的限制、跨越不同“范式”之间的边界或“范式”之间转换，确立跨学科的理念，打破狭隘的学科偏见是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先决前提；通过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精彩纷呈的跨学科研究成果的统计分析，凸显了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学科交叉的发展态势，说明现代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与发明，大多是学科交叉的成果，科学和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新的生长点和新学科的产生，往往是在不同学科彼此交叉和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形成的，从而彰显了跨学科研究的重大意义；通过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知识背景的考察，发现绝大多数获奖者拥有广泛的兴趣爱好，既专深又渊博的科学知识，论述了多学科交叉的知识背景是科学家激发丰富的想像力、打破习惯性思维定势、取得原创性成果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合作奖项及其人数在不同时段所占比例的统计分析，展示了荣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研究工作愈来愈明显地呈现出合作的趋势，阐明了“协作产生生产力”这一著名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同样适用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获奖研究工作；从事跨学科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具备多学科汇通交叉的知识背景，而且还要依靠众多科学家在各项研究工作中的通力协作。

现代社会与宗教发展的趋势

2009, 16(5): 63-75.

摘要 ( 1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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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已经驰入快车道，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完成转型的过程。经济、政治等社会方方面面的改革既给中国社会带来生机，也使人们面对陌生的生存环境，面临较以往更大的机遇、挑战和风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竞争机制的引入，在人们生活质量大幅提高的同时，也使人们感受到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现代化不仅带来了人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人的精神生活方式的变化，追求适合自身需要的精神生活，探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关注终极实在和超越自我，这是人类普遍的精神指向。当前的中国社会环境与改革开放之初有天壤之别，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成就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也带来了精神需要和信仰追求的多样化。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反思现代社会与宗教之关系成为理论界与思想界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宗教复兴是对社会急剧变革的反应，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弹，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进程加速的情况下，世界各宗教进行自身改革和调适的结果。当然，随着中国宗教的快速发展，中国宗教学研究和教育等方面显露出一些不足之处：宗教学的学科地位摇摆不定；宗教教育相对落后；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以及学术界对宗教的新认识没有及时地传播到广大民众那里，社会上有许多人对宗教的认识仍旧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水准；在实际工作中，我国高校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核心的宗教学基础知识的教育实施存在许多困难。

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 ——与董学文、陈诚先生商榷之一

2009, 16(5): 76-95.

摘要 ( 1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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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董学文、陈诚批评笔者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一文，首先指出董文缺乏讨论学术问题的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学风，具体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将自己缺乏具体论证的理解当作唯一正确的理解；混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对批评对象乱扣政治帽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批评对象的论著采取断章取义、随心所欲的任意诠释。据此，文章强调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学风来展开学术争鸣。针对董文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同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西方哲学史传统的血缘联系一刀切断的粗暴做法，对西方学术史上大量关于实践概念的论述和解释，特别是对亚氏、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实践观作了比较系统、客观的梳理、概括和辨析，证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与西方思想传统、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完全割断、毫无联系的，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想像成从零开始、从头做起，本身就是痴人说梦。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实践观，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理论传统和背景下，吸收和改造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实践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以此作为建构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起点的。针对董文指责笔者把马克思实践概念狭隘化和泛化的自相矛盾的批评，通过对马克思青年时期几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的相关论述逐一详细的引证，并结合其中后期著作进行深入的论析，证明在马克思著作中，对作为唯物史观核心范畴之一的实践概念的阐释，有两点十分清楚：第一，马克思继承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古典哲学将“实践”与“理论’作为对应、对立概念的传统，在这一框架中，实践被视作与理论（认识）相对的人的“做”（制作）、行为、行动、生活、活动等，即认识（理论）的应用和实现，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改变；第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对实践作广义的理解和应用，他把物质生产劳动看成实践概念最基本、最基础的含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从来没有将实践的含义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物质生产劳动，而是认为实践还包含了政治、伦理、宗教等人的现实活动，以及艺术、审美和科学研究等精神生产劳动。实际上，真正把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含义狭隘化的不是别人，正是董、陈自己。

本体论批评的形成——从孔子对《诗经》的编订与评价谈起

2009, 16(5): 96-108.

摘要 ( 17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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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第一个文学理论家的孔子，在对《诗》的理解与评价过程中充满着一种从实用到艺术，从功利到文本的二元对立性：一方面，认同诗言志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极力肯定诗的“缘情”作用。前者是他顺应时代风气的表现，后者是他对诗歌的真实理解。但是在选诗与评诗的标准上，他还是以缘情与艺术性为上：首先，孔子是极力肯定诗的“缘情”作用，并把诗歌的抒情性置于首位的，应该说，这是孔子文体觉醒的最突出标志；其次，是以艺术成就的高低为准而不管其社会影响和地位。兴、观、群、怨的提出，标志着孔子对包括各种功能在内的诗歌文体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即把诗歌从文体性质（抒情性）到功能特征（反映社会和情感）以及创作心理（不平则鸣）都交代得非常清楚，时至今日的诗学体系建设也没有超出这个框架范畴。孔子文学艺术思想的出现，不但标志着中国本体论批评的觉醒与建立，而且还对中国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对《老学庵续笔记》真伪的质疑

2009, 16(5): 109-116.

摘要 ( 12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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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学庵续笔记》未在绍定元年和《老学庵笔记》一起刊刻，《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中也未见著录，很可能是1345年以后由其他人伪托陆游所作。“续笔记”中的4则——“白打”、“退红”、“王元之诗”、“刘太简荐苏洵”都存在明显的错漏。“白打”是蹴鞠游戏中的一种，宋代非常流行，而“续笔记”的作者却不知晓；“退红”是染色的意思，且陆游本人也在诗歌创作中使用过“退红”这个词，而“续笔记”却误解为“粉红色”；“续笔记”作者对王元之诗中“和莺吹折数枝花”一句之理解胶柱鼓瑟且极为浅陋；另外“续笔记”还将“雷太简”误为“刘太简”，并对苏轼父子妄加批评。“续笔记”体现出来的学术水平较低，且与陆游本人的诗作和生平有矛盾之处，当系伪作。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今人点校的《老学庵笔记》一书，未能对“续笔记”的真伪加以甄别，应属失误。

古典文学没有“思想”？ ——与张宝明先生商榷

2009, 16(5): 116-126.

摘要 ( 1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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