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09年 第16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09-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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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理论思考——基于“人本体制论”的审视

常修泽

2009, 16(3):  5-20. 

摘要 ( 16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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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下一个３０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３０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３０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 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经济学

中国三大区域现代信息服务业差异比较与融合发展

2009, 16(3):  21-28. 

摘要 ( 13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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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信息服务业作为横跨信息技术与服务内容所衍生出来的现代新兴服务业，正逐渐融入全球经济各个环节之中，它既是发达国家服务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也是发展中国家形成新产业体系的切入点之一。文章在分析国际上成功现代信息服务业融合创新的基础上，从区位指数、区域分工指数、竞争力指标、科研投入和创新能力五个方面，对我国三大经济区域的信息服务业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并通过比较得出：三大经济区域信息服务业发展，需要根据地方区域特色合理规划发展信息服务产业融合。长三角地区应重点发展以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等信息内容的服务创新中心，发展面向中小民营企业的信息服务支撑，发展城镇化惠民的泛在信息社会服务，发展新兴信息服务并逐步与国际接轨；京津冀地区应重点发展科技、文化、体育等知识信息服务创新中心，发展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生产型信息服务，发展国家级数据库信息服务产品，形成中国信息服务品牌与知识产权；泛珠三角地区应重点发展面向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信息服务创新中心，发展面向香港澳门等高增长行业信息服务，发展从资本运作到信息运作的市场化信息服务体系。三大区域间应加强产业融合与协同监管，减少信息服务创新风险与成本，将博大深厚的信息资源转制为科学决策的知识产品，形成强大中华文化在全球信息服务领域的整体优势。

世界粮食安全变化趋势和预测

2009, 16(3):  29-36. 

摘要 ( 1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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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全球经济出现持续增长和繁荣，但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不仅没有消除全球存在的饥饿现象，而且饥饿人口仍在不断攀升，粮食安全问题依然严峻。从现阶段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全球人口膨胀与饥饿和粮食安全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缓解贫困国家和地区的饥饿和营养不良，使贫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全球经济得到共同发展。发展中国家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首先必须解决面临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确保粮食安全。所以预测全球粮食产量（主要谷物的产量）、肉产量、蛋奶产量、水产品产量以及人口总量对于解决全球粮食安全，尤其是解决发展中国家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显得非常关键。文章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曲线拟合模型、指数函数模型、时间序列模型和灰色系统预测法为主的组合模型，对人口数量、耕地总量、谷物产量、肉产量、蛋奶产量、水产品产量等数据进行分析预测。结果显示，未来20年间，耕地、人口、谷物、肉类、牛奶、鸡蛋和水产品的总量都在增长，全球人均粮食总量将持续保持在355千克/人以上，与现在全球人均粮食占有量持平并略偏高，所以未来发生全球性的粮食危机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全球膳食结构可能会更合理，人均摄入动物类蛋白质将会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会显著提高。虽然全球性粮食危机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局部地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北部非洲和远东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此外，还要警惕生物能源的发展带来的相对粮食不足和相对耕地的减少，引致粮食危机。

文学研究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2009, 16(3):  37-50. 

摘要 ( 23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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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2009, 16(3):  51-73. 

摘要 ( 16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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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什么”是在确立“某种东西是文学”的观念之后对文学所作的系统解说，但文学观念的确立受到时代与地域的严重制约；而“什么是文学”则意在追问：在任何以语言为工具的言说方式之中，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学——它要求对文学作一纯粹先天的判断。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样具有交流与传达的基本功能。根据交流与传达的基本要素，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天普遍法则：(1)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形容，而以警拔脱俗为上。(2)说不易说，必然是铺陈描述，而以尽而不汙为上。(3)说不能说，必然是隐晦含蓄，而以微而能显为上。(4)说不屑说，必然是绚文巧饰，而以夸而中节为上。文学不是非功利的，根据文学的言说动机，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验范畴体系。而文学范畴内部的概念中介性是文学逻辑演变的内在根据。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言说，所谓“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缺乏学理根据。

论韦勒克的文学史观

2009, 16(3):  74-87. 

摘要 ( 16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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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出现文学史这种记载文学发生和发展变化的史书体裁以来，国内外各类文学史著作数量之多编写体例之杂芜、混乱已非同一般。但文学史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史书，其性质、写作方法等如何，仍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至今对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撰写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有人甚至奉为圭皋。该书从不同的侧面详细探讨了文学史的性质、文学史的写作方法等，在阐明自己文学史观的同时并指出了某些已有的文学史观的错误。韦勒克文学史观的理论继承了艾略特所开创的那种从历史的维度、宏观且动态地考察文学作品的传统，而且就其理论的本质而言，他的包括文学价值观在内的一整套文学史观，就是在综合了艾略特与兰瑟姆的本体论诗学和艾略特的“有机整体观”以及“非个性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并发扬光大的。从这一观点出发，韦勒克构建了自己的文学史框架：文学史是在对文学这种意向性存在的“经验客体”进行的批评中，归纳或“提炼”出表达“决定性结构”或价值体系（包括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的文学理论，然后在此理论的指导下，以文学系统内的、“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的前后逻辑关系，在综合通过读者、批评家等人头脑的文学批评的基础上，构成文学史的写作框架。当然，韦勒克文学史观也有其自身的缺陷：首先，从总体上看，韦勒克对文学存在的认识是偏颇的；其次，韦勒克的文学史观中其实还杂糅了阐释学和新历史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最后，韦勒克的文学进化观也是值得商榷的。韦勒克的文学史观说到底，其实还是坚持对文学内部的研究，而不是与其相关的历史的、社会的、思想史的或心理等背景的研究，没有超出“新批评”对文学的认知范围。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影视理论研究

社会与主体性：中国情节剧的政治经济学

2009, 16(3):  88-99. 

摘要 ( 18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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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于中国电影创作的研究，常常不可避免地会以片中人物（“自我”）与其所处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分析作为逻辑起点。学者们认为电影情节中的戏剧性关联从本质上能够反映出意识形态现实，这种例证在中国当代电影中比比皆是。而中国电影创作中常常贯穿、延续着新中国成立前儒家传统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性问题，也恰恰是这种连续性和矛盾性开启了影片中自我、家庭、工作岗位以及国家——这些关涉社会整体性想像的各个基本方面之间的关系。从这些理论前提入手，本文试图讨论中国电影中最为错综复杂且激动人心的流行叙事样式，这一样式体现出传统的社会道德体系与新兴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妥协，进而清楚有力地阐明处在两者夹缝之间的故事中的人物情感矛盾与情节冲突所能企及的范围与表现力度。这一叙事样式正是在西方早已广为人知的“情节剧”。由于这一分类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类型电影体系，所以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有必要进行一些理论观念的跨文化平移。①

谢晋：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艺术高峰上

2009, 16(3):  100-108. 

摘要 ( 16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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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电影第三代导演的代表，谢晋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谢晋电影创作的三个阶段均有其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影片体现了中国电影伦理情节剧传统的最高成就。这一传统采用现实主义电影叙事手段，用戏剧性、典型化的方法基本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编制故事。从《孤儿救祖记》、《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到谢晋的电影，都体现了这一被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电影传统。谢晋电影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有如下特点：其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女性，且其起点比较低。这个女性从家庭里跑出来，成为孤独无助的人，找不到理想和出路。而就在这个时候，她会遇到一个比她更成熟、更年长的男性。这个男性一般都是革命理想的象征，他会帮助她去克服种种困难，使她从孤独无助的状态中得以解脱，从而渡过危机，超越自我，最后进入到一个革命大家庭当中去。在谢晋电影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其影片的故事模式发生了变化，往往是某个男性主人公被冤屈，被打成“右派”，或被流放，受到社会排斥；最后影片中最漂亮、最善良的女人却喜欢上这个被排斥的男人，最终用家的温暖、用女性的温暖和情感的温暖去抚慰他被集体所排斥时产生的创伤。第三阶段的谢晋电影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困惑的挣扎状态，而这一阶段同时也伴随着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终结。谢晋电影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其实已经基本结束，虽然他自己还是非常努力地做了很多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无法真正让电影回到大众生活当中去，因为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谢晋电影，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没有观众，所以这个时期他逐渐退出了电影的中心舞台。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永远都是高峰，但谢晋电影在两个时代都是高峰。从1949年到1976年，他是那个时代电影的杰出代表之一。如果说有的艺术家是超前时代的话，那么谢晋就是一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他更多地把传统、西方、当代结合到一起，一直保持和时代同步，成为中国主流电影30年的代表。谢晋是谢晋时代的高峰，而且也是中国电影黄金时代不可逾越的经典大师。

新时期谢晋通俗剧电影中的空间性与主体性

2009, 16(3):  109-126. 

摘要 ( 16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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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国社会文化秩序中重要的象征区分在古典小说、戏剧、批评话语和通俗剧电影叙事中的具体体现以及这些象征区分和表述在社会主体构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探讨,我们可以对谢晋新时期通俗剧电影中观影主体的文本建构所涉及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在一系列广受观众欢迎的电影文本中的空间置换、价值和意义转变进行深入的分析。通过社会文化和政治空间分析的方法来厘清谢晋新时期通俗剧叙事与中国传统通俗剧叙事范式和特定时代政治化通俗剧叙事范式之间复杂的互文关系，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谢晋新时期通俗剧电影在促进社会政治文化转型中所起的作用。论文重点分析了谢晋对以阴阳、虚实、二元对立结构为特点的中国叙事范式的运用，他对敏感的政治话题和个人政治身份问题的通俗剧式的表述和他运用镜头语言和场面调度对男女主人公社会关系和政治身份进行重新界定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文化功能。这种政治身份的重新界定是在两种主导性通俗剧叙事范式之间基于伦理政治的复杂而又有限的话语空间中运作的。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空间符码不仅为女性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与主导性权力机构进行政治协商提供语义参照系和叙事表意模式，而且在调解社会矛盾、化解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促进社会政治文化转型和构建新型观影主体方面均起到了重大作用。

论文

电子政务中电子文件信息安全探析

2009, 16(3):  127-134. 

摘要 ( 1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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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电子政务已被世界各国列为优先发展的战略项目。电子政务的发展是建立在信息安全基础之上的，而电子文件信息安全又是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的重要内容。电子文件信息安全是指对电子文件信息内容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控性和不可否认性进行的安全保护。电子文件信息的非人工直读性、系统依赖性、信息与特定载体之间的可分离性、信息的可变性、信息存储的高密度性、多种媒体信息的集成性以及信息的可操作性等特性，使得电子文件内容信息的安全性难以保障，也使电子文件的凭证作用遭到人们的质疑；同时还存在载体和软硬件设备完好无损而电子文件信息内容无法读出的可能和保存的电子文件信息因遭黑客侵扰、计算机病毒破坏而丢失或损坏的危险。为此，需要加强对电子文件信息安全的保护，防止电子文件信息被非法变更与破坏。应该在分析电子政务中影响电子文件信息安全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从技术手段、管理方法和法律法规三个方面探讨保障电子文件安全的措施。

论电子时代档案信息资源利用的新特点——利用者的视角

2009, 16(3):  135-144. 

摘要 ( 1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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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用者的视角观察，当下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利用有下列新特点：其一，档案利用领域社会化，政务查考、科学研究、编史修志、民众生活等社会各方面大量利用档案；其二，档案利用需求立体化，档案学术利用、实际利用、普遍利用、休闲利用并举；其三，档案利用主体全面化，除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外，公民个人利用档案呈上升趋势，境外利用者也日渐增多；其四，档案利用客体多样化，既有历史档案利用，也有现行文件利用，更有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其五，档案利用依据法规化，档案法律法规对档案开放的时限、范围，档案利用的原则、程序，档案公布的形式、权限，档案利用者的权利和义务等作的明确规定，为保障档案利用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依据；其六，档案利用方式科学化，表现为档案利用者理念的科学化，所获档案信息的真实化，利用途径的多样化；其七，档案利用手段的现代化，计算机网络为远程的档案利用提供了技术手段，档案馆数字化、信息化建设、档案网站建设，为档案利用者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化档案信息资源。上述档案利用的新特点均表现为一个逐步显现的过程；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变革，档案信息资源利用的特点也将更加多元化。认识和运用档案利用出现的新特点及其规律，对于做好档案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