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论社会矛盾

2009, 16(4): 5-19.

摘要 ( 13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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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一二十年，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水准的提高，加剧了城市病的爆发，尤其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社会矛盾呈现出多发、复杂的局面。社会矛盾的多发与激化，提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代价和成本。能不能用高超的社会管理来减弱经济危机的强度，加快走出经济危机的步伐，这就要看我们化解社会矛盾的本领了。在新形势下，大量的社会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的矛盾，在性质上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公权与私权的矛盾，是公民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按深层次的原因分类，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有贫富矛盾、官民矛盾、政社矛盾和文化矛盾。这些矛盾呈现出以下十个特点：（1）从成因上看，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多因性；（2）从形成过程来看，具有突发性、敏捷性；（3）从规模上看，有增大的趋势，富有超大群体性；（4）从组织性上看，具有严密性；（5）从烈度上看，呈现出暴力化倾向；（6）从手段上看，出现智能化倾向；（7）从化解历程上看，具有持久性；（8）从波及面上看，具有全球性；（9）从后果上看，具有危险性；（10）从周期性上看，具有间歇性、阶段性、专题性。要化解社会矛盾，必须是多种手段并用，法律的、政策的、经济的、行政的、道德的、宗教的，包括乡规民约等等。更重要的是，要用改革的精神，重新学习化解社会矛盾的方法：（1）学会做群众工作、学会做社会工作。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在新形势下，不但要重新强调，而且要有新发展。一是要端正群众观点，解决好把群众摆在什么位置上的大问题。二是要深入了解群众。要“理顺社会情绪”，必须先要了解社会情绪。只有摸到群众的心窝，做起工作来才能对症下药。三是要用群众的语言做群众工作，跟群众交流。四是充分运用群众组织。要视群众组织为得力伙伴，为可靠的诤友，在化解社会矛盾时让群众组织打头阵。五是运用社会学理论。有理论指导事半功倍。（2）学会用大讨论来化解社会矛盾。讨论可以充分地比较、鉴别、辩论，实行时可以兴利除弊，充分提高化解矛盾的效率。（3）学会用大调解来化解社会矛盾。要有一支热心于调解的队伍；要形成一个有经有纬的、有核心有外围的调解网络；调解必须形成制度；要不断改进调解的方法。和谐社会并非无矛盾社会，甚至也不是无冲突社会。矛盾是普遍的。矛盾的双方产生、化解、结合，这就是社会演化的规律。

冲突、困境、反思：社区治理基本主体与公民社会构建

2009, 16(4): 20-31.

摘要 ( 1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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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前，在社区治理基本主体结构中，不仅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的关系是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聚焦所在，而且同属居民自治组织的业主委员会与居委会之间的磨擦和纠纷也风生云起。从业主委员会而论，存在着业主大会召开难，业主委员会筹建难、正常运作难、司法维权难等“五大难”问题。从物业公司而言，不仅有服务质量与态度皆差的问题，而且其问题之多，已被报刊等媒体称之为“泛滥成灾”、“触目惊心”、“混乱不堪”。调查显示上海有九成业主既不满业主委员会现状，更不满物业管理。从居委会来看，其组织的职业化、科层化、行政化趋向，不仅使自身应具有的自治功能难以展现，而且作为行政权力代理人的“错位”角色，也使社区治理与民主发展的组织载体陷入紧张与不协调的困境。而在现实体制下的一些政府部门，在反映城市基层社会权力深层秩序的博弈中，行政强权始终是公民社会构建严重滞后的症结与“瓶颈”。通过对近年来上海市社区治理基本结构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与困境的经验研究和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社区治理由于受到市场话语权和制度性因素的结构性约束，政府追求社会治理的理想目标与现实体制与制度的张力存在冲突，这使社区建设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当下社区治理不仅存在驱动力不足的困境，而且更重要的是应变革路径，必须对社区治理的基层主体进行制度配套、体制改革、结构调整、机制创新、资源整合以及角色与功能重新定位，必须对制度、机制和观念层面有实质性突破与创新，否则社区治理实践的前景将充满变数。

社区自组织视野下的社区调解能力提升

2009, 16(4): 32-39.

摘要 ( 1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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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前社区调解制度面临着诸多困境，现有的制度改进思路未充分意识到原有解决机制衰弱的深层原因，在具体措施上必然流于泛泛，不但不能提高调解的能力与效率，反而使调解失去非正式、灵活机动的民间特征。社区调解制度能力的提升有赖于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实现，应在社区自组织的理论视野下进行基础性的制度创新。首先，应大力加强社区自组织建设，构建和谐社区。比如调整现有的社区发展思路，通过政策来引导社区自组织能力的培养；从法律上确保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以形成自组织的结构体系；加强社区居民的互动、交流与协商，以培养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以及减少社区居民间的关系距离，积极发挥小区作为集居地的作用，引导创建新的“城市村落”。其次，完善调解的立法，尊重社区的自我组织、自我教育与自我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社区的自治力。应该考虑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系统规定有关调解的事项，并承认社区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尽快建立社区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协调机制，同时立法将社区调解协议与法院强制执行结合起来，使社区调解得到国家公权的有力支撑。最后，要真正落实社区的自组织机制，大力实现社区公开、平等、民主的选举，让居委会及社区调解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有群众性、有代表性的自治组织。
举，也可以是居民代表选举，有条件的更应该是居民直接选举。因为只有实现真正的选举，党支部、居委会才能获得合法的资格与认同，也才能产生有代表性、有权威性的调解委员会，社区调解能力才能得到提升。在这方面，当前主要还是规范选举中的党和政府行为，减少干预选举的他组织现象，使原来“代替”、“包办”社区居民当家作主，转变为“帮助、组织和支持”社区居民自主地当家作主，转变为对自治选举过程的规范与监督上来，从而把那些真正在社区居民心中有威信、有地位、作风正、懂法律的人选到社区调解委员会中

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与路径

2009, 16(4): 40-52.

摘要 ( 1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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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乃至共和国成立60年来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中国政府的改革一直遵循着这样一条路径：中央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是促使其实施改革的主要动力，为了缓解这一压力，往往付诸于调整政府体制和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证明新政权的优越性，政府选择了统收统支为特征的高度集权的财税体制，同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发展重化工行业，从而迅速建立起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文革结束时，面对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政府选择了分权化的财税体制，明确了建立有限政府的目标，同时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转变使得政府与市场分离，市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经济呈现持续高速增长。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已大大缓解，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未使得一切都好起来，经济尤其是社会的发展对政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于是，建立有限且有效的政府成为政府改革的新目标，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则从粗放增长转变为统筹协调、科学发展，形象地讲，就是从“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这一轮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构建和谐社会。要使这种改革目标得以实现，不仅需要调整中央政府的职能与机构，还必须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使得有限的财政资源能够用于真正符合居民公共需求和有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领域。

汉武帝：从历史人物到小说形象

2009, 16(4): 53-71.

摘要 ( 1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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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帝王，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都很多。与史书记载突出他的军国大事不同，民间传说主要讲述他求仙和婚姻家庭方面的逸闻趣事。道士小说对民间传说加以改造，把他塑造成因放纵嗜欲而求仙失败的典型人物。汉武帝形象转变是汉魏时期盛行的天人感应说、神仙信仰以及道教对传说合目的改造等多种原因造成的。汉武帝由历史人物到传说人物再到小说人物的形象转变过程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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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欧阳修以理性包容为特色的文化性格

2009, 16(4): 72-84.

摘要 ( 1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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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欧阳修以理性包容为特色的文化性格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1）坦然面对现实，承认并尊重既有事实；（2）有坚定的信念和高度自觉、独立的理性思考与批判反思能力；（3）跳出了二元对立的两极思维模式；（4）不唯我独尊，平等对待他人，理解并尊重他人的人生选择；（5）意识到自我的局限性，勇于承认错误，勇于自我否定。欧阳修的文化性格，不仅使他自己取得了辉煌成就，更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走向及其最后的伟大胜利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兼具理想性、实践性、批判性、周遍性、涵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化性格，在当今社会依然是一份值得学习和继承的精神遗产。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2009, 16(4): 85-95.

摘要 ( 14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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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亲历见证：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都市电影

2009, 16(4): 96-113.

摘要 ( 1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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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内地的电影文化面貌一直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十年之间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剧了国有电影制片厂面临的资金负担。当这些现实压力迫在眉睫时，一种标新立异的 “小众电影”在国有制片厂的围墙内外蔚然兴起。代表着此类电影的主要是笔者和同行们称之为“都市一代”的导演及其拥趸。实际上，这种都市电影所拥有的社会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小众”的范围。这不仅由于它刚刚兴起，更是因为它非同一般地专注于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和城市身份的破坏与重建。“都市一代”电影带着独立徽章。虽然“独立”意味着重重负累，却仍然可以说这是它最为重要的属性，很多更年轻的导演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在体制和资金上的独立性。他们辞去了国有制片厂分配的工作，投入到小成本的地下电影中，而且在未得到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参加国际电影节。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市一代”同由国家教育和分配工作的前几代导演最关键的区别就在于不同的社会身份、专业身份和美学观点。作为“都市一代”的一个重要分支，“业余电影”的出现与新纪录片运动十多年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该运动与实验叙事电影发展轨迹平行，有时相互交叉，从技术手段来看，“业余电影”作为一种电影实践的民主形式，对其概念形成及广泛传播发挥重要催化作用的不是笨重的胶片摄像机，而是视频摄像机以及更时兴的数码摄像机和编辑软件。文章最后一部分大致勾画出世纪之交迅速涌现的影迷俱乐部团体及其新的观看方式，强调了“都市一代”作为一个用来描述和分析的范畴所具有的广阔的经验范围以及概念上的种种可能性。作为分散在各地但却通过互联网和参观活动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力量，这些地方小团体逐渐形成了非正式的草根运动。从私人性的影吧，到游牧式的影迷俱乐部，再到特定类型的电影形式(尤其是短片和DV电影)，它们把这种草根运动包装成了潜力巨大的“小众”电影，这种潜力足以令电影的知识和实践从此转型。
　　
　　

转变中的中国“都市一代”电影：全球时代中国“电影节电影”的文化面向

2009, 16(4): 114-135.

摘要 ( 1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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