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商标权条文由2011年美国版草案和维基解密公布的2013年8月草案逐步演变成2015年TPP协定最终文本，其特点鲜明，涉及领域广泛。TPP关于商标权的最新规定进一步充实了执法部分的内容，注重平衡执法程序公平与效率，构建起多元化的侵权赔偿体系，加重了缔约方采取边境措施的义务，商标侵权的入刑门槛有所降低。面对这一系列规则的最新变化，除了审视我国《商标法》与其之间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之外，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法律对策与应对措施，健全与完善国内商标法体系，加速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从而稀释TPP新规则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摘要： 全球经济治理涉及金融、贸易与经济发展，其本质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多边开发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主要面向开发援助，负责减贫治理。只有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才构成切实意义上的全球经济治理。世界银行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其成立既有经济作用，也极具政治意味。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世界银行起到了许多积极的作用，不过，由于投票权与经济规模不匹配而引发了诸多问题。金砖银行的成立背景同样是因为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这一点与世界银行相似，金砖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不仅将兼具经济作用与政治象征意义，而且将发挥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作用。
作者简介：李华，杨娇娇 （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0444） 摘要： 冷战结束后，跨越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化趋势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内涵。以此为背景，作为承载主权国家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种形式，国际组织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和诉求，其公共外交功能和影响日益凸显。对国际组织参与度和认同度的高低是判断后发国家融入现有国际体系程度、衡量其国际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指标。对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国际组织公共外交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塑造国家形象和提升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20世纪60年代后期，香港社会和香港电影开启了本土化转型之路，娱乐化成为这种转型的主体诉求。在此语境下，香港左派电影族群却深受内地的影响，在创作上体现出了与内地电影的互文性，显现出了政治挂帅下概念化和公式化的美学同质化现象，出品影片渐渐远离了香港观众。相应地，香港电影产业也遭遇颓势，制片数量严重下滑，两地之间的电影输出输入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迷境况。直至内地改革开放之后，香港左派电影虽有一定的恢复，但颓势却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郑君里最为重要的导演生涯是在1949年前后到1964年期间，这个时期他的电影作品与政治导向紧密关联，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郑君里是中国早期左翼剧联《最近行动纲领》的起草人，其作品在延续以左翼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理念的同时，又将政治规训自我内化，不断拓展电影在思想和美学的表现空间。通过梳理郑君里“十七年”导演的五部影片，佐证极“左”政治高压下对艺术创作主体的影响，乃至对艺术家的人身伤害；左翼文化有其积极的时代和社会文化建设意义，但当其要求电影艺术的美学实践依附在强势政治文化下时，也就失去了自身原有的价值和意义。对郑君里“十七年”期间导演的作品进行考察，也为我们今天对左翼文化在当下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维度。
《一千零一夜》小说文本在中国的传播，时间较晚而且早期译本水平不高。但是从社会文化生活和民众接受心理来看，中国民众对《一千零一夜》这种类型的阿拉伯故事比较熟悉，而且容易接受这些作品。从历史文化角度考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各民族中流传已久，传播地域相当广泛，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和受众基础。这种文化传播弥补了《一千零一夜》作品传播的薄弱之处。文化传播与文本传播不同步但是可以相互推进的特殊现象，很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保罗·奥斯特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犹太作家之一，继其成名作《纽约三部曲》之后，他发表了小说《末世之城》。在这部作品里，奥斯特以“二战”时的犹太人隔离区为原型，塑造了一座被排斥、封锁的城市，构成一种禁闭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二战”大屠杀的历史史实与虚构的景观相融合，虚实相间，意蕴层叠。奥斯特借末世之城的禁闭空间再现了“二战”时期犹太人的苦难经历，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反犹势力的暴行。正是在反犹暴君的统治下，犹太人想要通过空间建立秩序的希望变成了一种虚妄。在小说中，奥斯特通过对大屠杀文学主题的探讨，表达了对历史和民族身份的记忆。
刘胡兰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其具有象征意义的确定形象，定型于“文革”期间的经典化。事实上，伴随着不同话语形态的显隐，刘胡兰形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经过了复杂的建构过程。从“日常叙事中的少女”到“阶级叙事中的英雄”，其面目逐渐明晰，性格逐渐单一。以连环画为观照点，通过对刘胡兰形象变迁的叙事考察，可还原刘胡兰的“女英雄”形象是如何通过“取舍”和“改编”的手段被建构起来的过程，并以此揭示革命英雄叙事在统一的主流价值基调下，在“本事”和“故事”之间的较量中，所蕴含的民间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斗争。
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见解独到，得出了自秦以来中国传统政治并非专制的结论。此一观点在学界颇多质疑和批评。其实，在研究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看法时，应注意这样一些问题：钱穆的“非专制论”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主要是针对近现代哪一派思想主张而言的？面对各方面的批评、责难，他为何一以贯之地坚持而不变初衷？依据儒家理念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台谏制、封驳制、铨选制是助长了君权，还是限制了君权？中国传统政治是否仅可用“专制黑暗”一语来加以概括？这种观点是否有简单化、片面化之嫌？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是否有合理的因素？如果有，怎样去发掘、整合，作出合理的解释？他对传统政治理解的失误又在何处？怎样去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对钱穆的研究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及其失误作出客观的叙述和评说。钱氏的这一观点既可以引发学界反思常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做进一步的思考，也可为今后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将中国传统政治这一课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