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16年 第33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1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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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

“一带一路”战略与民族海洋意识提升

章忠民，胡林梅

2016, 33(6):  1. 

摘要 ( 5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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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一带一路”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空间战略、经济战略、跨越海洋走向世界的大发展战略，导致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时空转换，必然要求强化“向海的社会意识”。“一带一路”战略为海洋意识提升预设了逻辑步伐：“一带一路”现实要件应然要求并设定海洋意识从传统边缘化状态中剥离，型塑为社会意识的重要内涵；战略目标实施方式与海洋意识演进机制的契合必将促成“向海的社会意识”上升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因子。海洋意识由传统薄弱状态转化为社会意识的关键要素，再上升为民族精神因子这一逻辑进程与精神嬗变，必然提振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两者之间现实应然、过程使然、规律必然关系之有效确认，必将有助于把握和挖掘这一伟大战略实施的当代社会动力源。

理性配置社会治理手段及功能——刑事制裁扩张问题的探讨

岳平

2016, 33(6):  13. 

摘要 ( 3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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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制裁扩张问题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的发挥，是当前社会治理中的热点问题。近年的刑法修正案，更多地体现在社会经济秩序和管理秩序的行为调整和介入，刑法前置化趋势显现。而在社会治理手段功能中，是固守刑法的事后法、保障法的功能和边界，还是追捧刑法前置对社会治理的提前介入的刑事制裁扩张，将引发后置法可能挤占前置法的功能空间而兼具管理法、治理法之嫌的趋势，必将引发对社会治理手段配置的理性思考。常态性的社会治理主体和手段的多元化，因社会的急功近利和缺乏耐心而受到旁置。在这一现实可能性前，更应重视理性配置社会治理手段和功能，从法律和事实层面摆正公共政策、社会管理及刑事政策、制裁手段的地位和层次，建构社会治理的长治目标。犯罪治理中犯罪预防的二元结构战略和策略体系，则应在社会治理中得到重视和应用。

中国古典研究

由清华简《说命》三篇论古书成书与文本形成二三事

谢维扬

2016, 33(6):  24. 

摘要 ( 5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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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简《说命》三篇均有自题篇名，这表明已知《尚书》篇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能确定是孔子编书时所拟定，孔子编书应该也不涉及为各篇文字最终命题；同时孔子编辑的文本并非《尚书》的唯一文本，孔子之后可能有更多人做“编书”之事，由此而形成的表现不一的《尚书》文本也会相继出现。目前还不能完全否认简本是与“古文《尚书》”系统有复杂关系的某未知《尚书》文本。在古书成书和文本形成研究中，注意未知文本的作用，将帮助我们在《尚书》成书等重要问题上形成新的想法。简本《说命》三篇的出现对准确认定包括《国语》在内的早期语类文献的形成和史料价值，也有重要帮助。

《孟子》尧舜故事与《尚书·尧典》的流变

徐建委

2016, 33(6):  33. 

摘要 ( 5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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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孟子》中尧舜故事的考察，可以发现孟子时代《尧典》与西汉时代有很大不同，其文字信息要多于西汉今文本，内部结构、叙事顺序也有不同。《孟子》引述的舜故事多数与伏生本《尧典》相关，且战国、秦汉时代文献引述的舜故事，也多在伏生本《尧典》叙事时限之内，故战国时代若存在一篇《舜典》的话，它要么不为多数学者所知，要么混杂在伏生本《尧典》之中。《孟子》的引述间接指向的那个《尧典》当是一个很主流的本子。这说明，在战国中期，齐鲁地区《尧典》的主流版本与伏生本《尧典》不同。今本的顺序，从西汉司马迁的祖述及刘向的校书分析，至迟在战国晚期已经出现了，而且是邹鲁儒生的主流版本。

周代官学之“诗礼乐”教与“书教”考异

程苏东

2016, 33(6):  45. 

摘要 ( 4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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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书、礼、乐是西周王官教育中最核心的课程体系，也是最早得到王权认可的经典体系。但从《论语》、《礼记》、《国语》等文献的记载中可以发现，至晚到春秋后期乃至战国前期，《书》学仍游离于部分贵族教育课程体系之外。这说明，与“诗礼乐”为辟雍、泮宫两级学校普遍教授的政治、社交仪式不同，《书》是天子辟雍中课试贵族子弟的书面“文本”，而在诸侯泮宫中，各国故志、令、世、训典等文献则取代《书》，承担了国家历史教育的基本功能。对于这一差异的形成原因及其对早期《书》学功能、传播之影响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西周王官之学的课程设置理念。

影视理论研究

目光与世界——《一个勺子》的存在论视觉美学分析

吴明

2016, 33(6):  54. 

摘要 ( 4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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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斌的处女作《一个勺子》以鲜明的作者风格，挖掘出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主义境遇。借鉴戈夫曼的“区域理论”和海德格尔的“此在世界”概念，探讨这部电影如何通过镜头语言表现目光的位置、方向、移动以及空间、面部的可见／不可见性，展现人物在不同世界中的生存现实。最后，以文化维度和伦理维度，拓宽此在的真实境遇，统携目光、区域、此在、世界的存在论美学。

“忠恕之道”伦理意蕴的现代反思 ——以张扬的都市电影“父亲三部曲”为例

杨海燕

2016, 33(6):  65. 

摘要 ( 4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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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的实践根本，在注重血缘亲情的中国传统社会起到了稳固家庭伦理关系的作用。时至今日，在现代社会的转型和西方文明冲击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忠恕之道”的哲学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多维。张扬的“父亲三部曲”通过对父子关系从冲突到和解的影像化叙述，生动地表达了他对“忠恕之道”伦理意蕴的现代反思。

政治学

社区中国：通过社区巩固 国家治理之基

刘建军

2016, 33(6):  73. 

摘要 ( 5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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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社会转型的总体特征可以用从“单位国家”向“社区国家”的转变来概括。这一转型并不仅仅意味着生活空间的转移，也意味着社会组合方式和交往方式的转型，更是社会治理体系的转型。这一转型是催生社区治理的直接根源。社区治理随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件。与之相适应，社区也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空间。中国社区是中国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凝结和汇聚。社区治理有其独特的基础、原理和路径。通过社区巩固国家治理之基是中国未来抵御各种风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找回家庭：重构现代国家建设的社会基础

刘笑言

2016, 33(6):  86. 

摘要 ( 4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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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工业社会的发展，原本隶属于私人领域的家庭事务逐渐进入公共空间。家庭政策是现代国家干预家庭事务的基本方式，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家庭与国家之间的权力边界。当前主要有三种家庭政策模式：家庭事务分离模式、家庭事务共担模式和家庭事务转移模式。前两种家庭政策模式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弱化了家庭本身的存在价值；东亚国家普遍采用的家庭事务转移模式，试图淡化国家与家庭之间的权力边界，家庭成为国家的政治同盟。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家庭事务转移模式同样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家庭成员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与集体主义的国家建设路径之间矛盾加深；二是东亚家庭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角逐中日渐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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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叙事研究

再论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诗歌叙事学

谭君强

2016, 33(6):  98. 

摘要 ( 5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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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叙事学作为跨文类的叙事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如何既考虑诗歌叙事学与叙事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又将其与后者加以区隔，关涉前者的研究对象，也关涉其研究方法。国外叙事学界的研究较为明确地强调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从西方传统的抒情文学、叙事文学、戏剧文学的文类区分中突出其跨学科性质。从构建诗歌叙事学的理论，形成这一学科分支，并开展有效的实践来看，诗歌叙事学应以抒情诗为主要对象，这样，有利于彰显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并从一个新的角度展开富于成效的研究；与此同时，在以抒情诗为主的前提下，也可从“诗歌”这一文类角度展开相关的叙事学研究，包括诗歌叙事学研究，探讨在不同文类中的不同表现。

论盛唐边塞诗对“汉文本”的引用与改写

姜玉琴

2016, 33(6):  107. 

摘要 ( 4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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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特殊的西北地域文化环境角度来探讨盛唐边塞诗“雄浑”“浑厚”美学风格之形成，可以看作一个很好的但绝非是唯一的切入点。盛唐边塞诗风格的形成还可以从技术层面上来考察：诗人通过对“汉文本”的引用和改写，突破边塞诗这一诗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局限，从而把其原本处于封闭状态，即受到“边”与“塞”之束缚的诗歌类型，引入到一个以汉文化为代表的整个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范式之中。盛唐边塞诗的展开空间，是一种与历史贯穿于一体的大文化时空观。盛唐边塞诗的创作是一种与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创作。盛唐边塞诗体现出“浑”和“厚”的艺术特质也是必然的。

传播学研究

英雄与/作为传播

［美国］兰斯·斯特拉特 胡菊兰译

2016, 33(6):  119. 

摘要 ( 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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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理解与阐释英雄？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研究会得出不同结论。从媒介生态学视角看，英雄可以被看作是可写可读的一种文本，可发送可接收的一种信息，可建构也可纪念的一种文化形式，即英雄就是人类传播的一种产物。真实的人仅仅是英雄的原始材料，是通过叙述、文本性、信息传输、人类符号传播和意义生成等方法进行加工的原始材料。在这层意义上，现实中没有英雄，有的只是关于英雄的传播。而且，研究英雄的唯一真实方法，就是研究关于英雄的传播。因为英雄的生成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塑造英雄之传播形式的影响，不同的传播模式产生不同类型的英雄。从神话英雄向历史英雄的转变，从历史英雄向名人的转变，都具有戏剧性，而这两次转变都与主要传播模式的变化关系密切：第一次涉及文字革命，第二次则涉及图像革命。从媒介生态学角度的研究证实，正是由于传播媒介和传播方法的改变，导致了传播内容的变化、由传播者形成的关系的变化以及通过传播所创立的文化的变化。因此，诸如书写、印刷和电子传播之类的技术创新，改变了我们谈论英雄、讲述关于英雄的故事和体验英雄的方式，由此也改变了英雄在我们心中的观念。总之，英雄最重要的特征，皆与传播技术具有亲缘关系，而且，英雄概念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转变，是与传播中的创新，诸如书写和印刷的发明、电子媒介的开发等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