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2年 第39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2-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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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上海大学团组织与青年运动（1923—1927）

廖大伟, 陈骞

2022, 39(5):  1-10. 

摘要 ( 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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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上海大学团支部成立，迅速成为校园内外非常活跃的青年学生力量。上海大学团组织是当时上海地区青年团中最突出的基层组织，不仅在校内筹划举办各类活动，联谊争取各种青年社团，宣传党的方针，传播进步思想，注重自身组织建设，而且走向基层，走上街头，联系群众，动员工人，冲锋在反帝爱国运动的第一线。尤其在五卅运动中，上海大学团员青年多人流血、被捕、牺牲。由于团组织的出色表现，上海大学成为上海青年运动的中心和许多活动的策源地，使许多青年人才紧紧团结在党和青年团的周围，同时也锻炼和成就了施存统、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关向应、恽代英、张秋人、贺昌等一大批党团核心和英雄人物。“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运动卓有成效，青年团作出了独特贡献。上海大学团组织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时代氛围，离不开其所在“红色学府”的熏陶，它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党在革命运动中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办学要求。1927年国共分裂，上海大学团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谫论——以上海大学为例

张青子衿, 高立伟

2022, 39(5):  11-20. 

摘要 ( 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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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瞿秋白等充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领袖在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上的先进经验。在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利用高校优势，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上海大学的学校建设之中，逐步形成、联通和强化了党在高校、学生社团、工人群众中的领导力，构建了“以理服人——以理塑人——以人传理”的良性循环，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党领导下经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进步学生向工人群体传播的渠道，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



中国问题

中国经济三型趋势论

常修泽

2022, 39(5):  21-36. 

摘要 ( 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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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三型趋势论：发展重民富，改革重要素，开放重制度。民富型发展，要由以往主要关注国家流量财富的增长（GDP总量指标）和存量财富的积累（总资产市值指标），真正转换到注重“每个人的发展和生活幸福”的民富模式上来，当前尤要补足“居民消费率”的短板，并促进实现“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要素型改革，要把握要素文明因应论、中性范畴论与产权要素三全论，按照改革、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三个逻辑，稳步推进七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制度型开放，要在“五个流开放”基础上，推进体制、规则和规制等方面的开放，在第三波开放倒逼改革中，解决突出的五个体制性问题。按上述三型来促进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开放，是顺应当今世界潮流及其博弈的理性选择。



基于长波理论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孙小雨

2022, 39(5):  37-50. 

摘要 ( 6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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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普遍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东升西降的变化。长波理论视角强调国际经济格局的这一趋势性变化受制于全球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演变。首先，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陷入了利润率下降趋势和技术活力衰竭叠加的长波下行期。为了应对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新自由主义体制分别通过金融化和空间修复来逆转利润率下降趋势，这推动了东升西降格局的逐渐显现。其次，中国积累体制在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后迅速崛起，短期内缓解了发达国家的长波下行期，但长期将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价值分配格局的变化。面对百年变局充满不确定性的演变轨迹，推动利润实现与重大产品创新从而促进我国利润率的回升至关重要。



影视理论研究

哪种电影，谁的理论？——比较电影学与电影理论的迷踪

谢建华

2022, 39(5):  51-62. 

摘要 ( 3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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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的美学自主性生成于复制、挪用和循环的过程中，这导致任何一部影片的关联作品清单都难以穷尽。电影理论企图通过概念创造进行风格提纯，以确认影片的个性和原创身份。但由于理论本身的社交性质和折中色彩，概念的共存、流动和滥用现象十分普遍。在理论和历史的夹缝里，概念成了一个空洞的幽灵。在破译电影理论身份的世界难题中，比较电影学可以成为一种基本策略。无论顺序比较主义还是语境比较主义，比较电影研究的目的都不是将肤浅的异同比较作为理论原创身份的注释，而是以知识生产的语言竞争和符号转换为思维，重视理论旅行中的本源差异，尝试在一个开放性视野中找到不同电影理论的思想之源。



重读“银幕”——兼论银幕与观众关系之变迁

缪贝

2022, 39(5):  63-74. 

摘要 ( 3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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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媒介，当今的电影处于一种扩展的现状之中。银幕作为电影装置的核心构成，同样面临形态、内涵以及与观众关系的重塑。曾经，影院作为柏拉图的洞穴，银幕成为展示或遮蔽的装置，观众的位置被限定。随着新技术的引入，银幕或成为观众进入镜像世界（AR）和“元宇宙”（VR）神话的入口，回应着早期电影“乔西叔叔”进入“活动影像”的预言。此外，屏幕也逐渐摆脱影院装置，新屏幕正在成为全景监视工具和数据流的集合，并建构着屏幕与观众/受众的新关系。



经济学研究

论“元宇宙”主体组织模式的重构

杨东, 高一乘

2022, 39(5):  75-87. 

摘要 ( 3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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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不仅仅是未来数字经济的核心，实现对移动互联网产业结构和数字经济结构的重构和再造，而且对于包含工业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体系将产生根本性影响。其发展不仅关系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还与创新创业密切相关。技术的创新给组织模式带来巨大变革，DAO（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出现，既对工业经济时代的公司制形成巨大挑战，又为主体组织模式的重构提供了思路。不妨先从DAO存在的结构优势着手探索全新的数据利益分配模式和众筹金融（We Finance）消费者保护模式以增加社会总福利。共票（Coken）理论针对数据这一核心要素的共享与保护提供原创的中国方案，继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同时，将PDA分析范式应用于“元宇宙”主体重构有利于促进组织的责权利效相统一，推进平台之间互联互通，让数据财富充分涌流，保障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之中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法律学研究

“元宇宙”的规制理论构建及中国方案

唐林垚

2022, 39(5):  88-102. 

摘要 ( 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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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风险源于共识瓦解、体验扩张、虚拟泛化、技术瑕疵、认知不足、理念滞后和监管缺位等因素。传统网络空间治理的各项法律机制虽仍有延伸适用空间，但若不同“元宇宙”的内部秩序相勾连，则无法彻底消除其风险盲维。因应技术发展与嬗变，未来法律规制应当充分把握“元宇宙”各主体因持续互动和反复博弈而不断形成的动态均衡，在理念上完成“节点—全局”“臆想—理性”“单向—多维”“碎片—体系”的认知迭代，并以公共利益为基准、整体安全为导向、有效监管为目标，构建良法善治的“元宇宙”规制框架。法律规则的实证化有赖于多元制度体系的因势利导，监管主体在兼顾科技创新、平衡各方法益的同时，还应着力实现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间实体法律和社群规范的耦合联动。

“元宇宙”安全风险的法律规制路径：从假想式规制到过程风险预防

赵精武

2022, 39(5):  103-115. 

摘要 ( 3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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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概念的提出彻底改变了信息技术的未来图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融势必会对现有的权利义务关系提出新的挑战。但是，技术创新并不当然意味着专门立法或特别监管，“法律应当专门规制‘元宇宙’安全风险”的制度建构性主张正模糊了法律基本功能的范畴。从早期的大数据、云计算安全监管，到当下的算法规制和数据安全保护，再到未来“元宇宙”的治理体系，法律对技术创新的回应方式不应当是建立在纯粹假想风险的基础上，而是应当以权利义务内容是否发生真正变化为出发点。依据“元宇宙”现阶段的发展特征，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并没有超过现有的社会风险类型，故而“元宇宙”安全风险的规制思路依然应当遵循法律回应技术的一般立场，即以过程风险预防为核心，重新解释现有法律条款的基本概念和适用方式。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的总体问题与基本维度

李西建

2022, 39(5):  116-128. 

摘要 ( 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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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作为对党的百年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文论话语理论建构与实践经验的探索，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致力于民族复兴过程中所表现的高度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并构成新时代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可资吸收和借鉴的重要内容。依据党的历史发展线索和现代性理论资源看，党的文艺制度史研究的总体问题是以党领导的文艺制度的建设内容、治理特点、实践规律及历史经验为重点，梳理和研究党的百年文艺制度建设的历史实践和理论创新，阐释和总结党在长期的文化、文艺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的以思想观念引领、方针政策指导、组织管理保障及宣传教育转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建设经验。同时，结合制度建设和创新实践，从历史、理论和精神三大维度深入探讨党的百年文艺制度建设提出的理论观念、制定的方针政策、创立的组织机制以及产生的社会效果，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繁荣提供有益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



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三重内涵

李龙

2022, 39(5):  129-138. 

摘要 ( 2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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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制度建设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人民性为核心，强调文化自信，积极推动文化创造，因而具有了人民性、中国性和文明性的三重内涵，这是对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继承和弘扬。人民性的实质是要塑造觉醒了的现代新国民；中国性的维度强调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明性强调的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的美学追求。



治理文艺，抑或文艺治理？——马克思主义文艺制度思想辨疑

李立

2022, 39(5):  139-148. 

摘要 ( 2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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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制度发展与更替始终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制度化过程，文艺制度是此制度化过程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认识到，文艺制度建设的终极目的并非治理文艺，而在于文艺治理，文艺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即在于文艺治理的特殊性。因此，先进的文艺制度应以无产阶级政党为组织形式、以文艺政策与文艺活动机制为导引、以教育与学习为内在规约，着重培育以文艺知识分子为施行主体的革命的文艺治理体系。总体来看，文艺制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制度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由文艺制度建设达致文艺治理之目的，良善的文艺制度旨在现实地促进人的自由与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