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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第40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3-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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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视域下的科技创新： 历史演进、内涵特征和实现路径

陈元志, 陈 劲

2023, 40(3):  1-18. 

摘要 ( 1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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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奋斗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不断加深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认识，从实际出发诠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新时代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系列的强国目标是现代化强国总目标的任务分解。其中，科技强国、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是现代化强国总体目标和系列强国目标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现代化强国对科技创新的核心需求是科技自立自强，应以“七个坚持”为政治原则，以“五大任务”为战略举措，强化科技自立自强对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

基于扎根理论的可信AI实践影响因素研究

陈 强, 贾 婷, 敦 帅

2023, 40(3):  19-36. 

摘要 ( 1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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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战略性技术地位的提升和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AI伦理风险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发展可信AI逐渐成为共识，而企业被认为是可信AI实践的核心主体。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及二手数据的补充挖掘，采用程序性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究影响企业可信AI实践的深层次因素，结果发现：可信AI实践意愿、使命、制度环境和能力4个主范畴对企业可信AI实践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可信AI实践意愿和实践能力是内驱因素，可信AI实践制度环境作为间接因素调节着企业可信AI实践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信AI实践使命作为间接因素则调节着企业可信AI实践能力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且各范畴下构成因子对变量的影响方式和作用路径不同。研究表明，双因素驱动的可信AI实践形成机制，对构建多主体、全流程可信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TPB-NAM整合模型的员工责任式创新行为研究 ——以人工智能企业为例

卢 超, 姜 宇 阳, 蒋 璐, 徐 振 亭

2023, 40(3):  37-54. 

摘要 ( 12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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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式创新为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但目前关于员工责任式创新行为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匮乏。此研究基于整合的TPB-NAM模型，从利己和利他两个角度分析人工智能企业员工责任式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员工责任式创新态度、指令性规范、示范性规范、个人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员工责任式创新意愿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且责任式创新意愿在指令性规范、示范性规范、个人规范与员工责任式创新行为间具有中介作用。指令性规范、示范性规范和个人规范均对员工责任式创新行为有直接影响，其中指令性规范的影响最为显著。后果意识对责任归属和员工责任式创新态度具有正向影响，责任归属对个人规范具有正向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文章从政府、企业及员工3个维度提出建设性建议和意见，旨在提高员工责任式创新的积极性和行为主动性，释放员工责任式创新活力，为人工智能企业实施责任式创新提供参考。

电影工业美学的伦理命题

袁 智 忠, 蒋 峰,

2023, 40(3):  55-64. 

摘要 ( 1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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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工业美学作为当前国内被广泛提及的一个重要的电影美学观念，在电影伦理学层面，探讨与其相关的伦理命题，对于增益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发挥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因此，基于生产伦理、技术伦理和传播伦理三个范畴，围绕着从“手段善”到“道德善”的生产伦理诉求、警惕技术性影像制造“极度体验”的消费陷阱以及在传播层面尊重“为己利他”的市场经济道德原则三个主题，对电影工业体系中存在的伦理规范与伦理失范进行了相应的伦理思考，最终力求在整体意义上构建出电影工业伦理的价值观念。

“算法作者”的创作思维与美学原则 ——算法时代电影工业美学之伦理转向

张 立 娜, 陈 旭 光

2023, 40(3):  65-75. 

摘要 ( 1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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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影工业全方位的应用，人工智能编剧、人工智能演员、人工智能剧本医生、人工智能摄影、人工智能剪辑、人工智能营销系统的出现使电影工业链各个环节的制作流程发生了极大的变革，这些变革推动了电影的发展。算法的介入使得当下电影生产的创作思维发生了新变，主要表现为：首先，人的逻辑在“算法作者”创作的电影中不再居于中心位置，人的逻辑被弱化，算法的逻辑加强。在美学原则层面，“算法驱动”下电影生产的技术性与艺术性矛盾凸显，妥善处理好技术性带来利好的同时又葆有艺术性是当下电影工业美学需要进行前瞻性思考的问题。其次，“算法作者”具有人与机的双重伦理属性，但又不仅限于人与机的二元对立，存在人与机的交叉混合地带。从自主性、互动性与适应性三个层面确立“算法作者”的道德主体性，进一步明确其在电影生产中的道德责任。“算法逻辑”驱动下的电影生产存在价值导向偏差、情感匮乏以及算法歧视加剧现实歧视与隐私自治权丧失的伦理问题，而这正是电影工业美学或电影伦理学转向需要思考的必然课题。

“以道驭技”： 电影工业美学的技术伦理路径

韩 贵 东

2023, 40(3):  76-87. 

摘要 ( 12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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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工业美学的构建既要遵循特定范式的美学样态，表现为一种超越性意义的主体性思考与中国电影经验，又需在开放性的考察视野中抵达“诗意境地”的技术界碑。在这层意义上，电影工业美学的拓展路径自然指向了技术之思的道德想象，即技术伦理“负责任道德向善”的核心地带。技术伦理作为电影工业美学新拓的可能存证，或将重思电影技术与人之异化、景观体验、道德物化等一系列伦理命题，重新接续电影工业美学与技术伦理尚未耦合的崖缝，从而真正在多元、宽忍、融贯一体的理论建构愿景中，实现质的跃升与“人是目的”的电影工业美学伦理关怀。

数字技术与创意产业融合视野下美国传媒娱乐业的发展

李 凤 亮, 赵 昕 阳

2023, 40(3):  88-99. 

摘要 ( 1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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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与创意实践的融合创新催生了一种新的产业形态：数字创意产业。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5G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创意产业之中。数字技术与创意实践的融合，给美国创意产业的内容创作、传播渠道和消费模式带来了新的变革，这对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传媒娱乐业已经成为美国数字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技术推进了美国全球文化输出网络的构建，为美国传媒娱乐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数字技术也给美国传媒娱乐业在全球扩张、版权保护和个人数据安全等方面带来了新的挑战。

人工智能与数字创意产业：融合、发展与创新

王 熠

2023, 40(3):  100-111. 

摘要 ( 12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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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是近年来一项革命性的应用技术。人工智能和数字创意产业是我国“十三五”期间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技术驱动下的产业融合驱使了传统文化产业的升级。人工智能与数字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改变了数字创意产业的内容生产、文化传播和业态消费方式。面对这一重大历史机遇，人工智能与数字创意产业的融合是打破产业结构壁垒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以文化内容为主的数字创意产业为科技注入内核；另一方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丰富文化内容的实现路径，增强了文化内容的传播性、交互性和虚拟性。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趋势下，深化人工智能在数字创意产业中的融合发展应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探讨国内外的案例，对优化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路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旨在实现以人为本、良好交互、造福人类的远景。

数字创意产业的区位因子探析及协同发展

罗 小 艺, 江 咪 咪

2023, 40(3):  112-121. 

摘要 ( 1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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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度重视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将其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合理布局数字创意产业，实现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协同发展是亟待解决的课题。区位理论旨在为企业寻找最佳生产区位，分析不同产业的区域空间组织并进行优化。基于区位理论的演变逻辑，结合数字创意产业的特点，可以从生产成本、市场规模、产业结构、公共环境等层面提炼出数字创意产业的区位因子。对区位因子的提炼有利于从数字创意企业的角度出发，明确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区域性聚集的内生动力，进而为制定政策推动区域数字创意产业协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相应地，可以从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家三个层面提出促进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建议。

跨境网络犯罪预防性治理模式及其展开

刘 军, 江 雪

2023, 40(3):  122-137. 

摘要 ( 1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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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网络犯罪具有虚拟与现实的交互性、科技与犯罪的相干性、行为与结果的分离性、智能与隐蔽的二重性特征。当前的犯罪治理模式存在诸多局限，亟须探索和采取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跨境网络犯罪预防性治理模式。跨境网络犯罪预防性治理的核心要义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发展与安全利益，维护国家网络主权和安全，事先主动采取预防性措施防止重大网络安全事件的发生。从整体上增强抵抗网络风险的韧性，获得网络适应性是跨境网络犯罪预防性治理的目标。为此，需要从贯彻落实法治理念、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构建预防性法律制度、强化技术治理的法治保障以及完善国际社会合作规则等不同层面进行全方位治理，构筑有效网络安全屏障，全链条遏制跨境网络犯罪。

悖离与纠偏：诱导性询问规则的实践性反思

李 思 远

2023, 40(3):  138-153. 

摘要 ( 1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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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性询问规则在我国不仅学理争议不断，即使在法律规范层面也被赋予消极定义而遭禁止。通过分析215篇与诱导性询问有关的刑事裁判文书发现，在实践中，诱导性询问被赋予多重内涵，在侦查、起诉乃至审判环节，诱导性询问的认定和排除更是一道难题，名为禁止，实为允许，表里不一的运行模式使得立法与实践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层。对诱导性询问不加甄别，一概禁止，加重了司法办案人员诱导性询问的非法嫌疑。应当理性看待诱导性询问的技术中立属性，厘清其积极模式和消极模式，构建积极的庭前和庭审阶段的诱导性询问规则，完善不当诱导性询问的发现与救济。